每个国家有能力创业并做大做强成为企业家的都是极少数人，企业家是宝贵的国家战略资源；他们发展需要资金，到资本市场融资，是国家人民利益所在，理所当然要支持。但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少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道德水准同普通群众没有太大不同，上市为了圈钱套也是有的。我国14亿人口，无风险识别能力群体庞大，股市散户主导；严监管，失去活跃度，企业难融资；放松监管，垃圾概念漫天飞。过去现在和将来很长时间内，二级市场都很难实现总体上的等价交换。过去上市的大多是国企，国有股减持还能充实社保，都是公共利益；存量股份二级市场简单全流通说得过去。而今来上市的是清一色的民营企业，越垃圾越贵越减持越涨，股市集腋成裘让极少数人一夜暴富，于情于理都说不通。眼下原始股上市流通的注册制已经行程近半，相关配套监管如不尽快跟上，近2亿个家庭、8亿人口的财富难免被极少数海内外机构和私人老板们反复收割，批量制造富翁大量制造新生贫困人口，整个国家社会阶层有形成目前香港倒金字塔型社会的危险：极少数人富可敌国，绝大多数人却贫穷潦倒，其后果党国家和人民无法承受。必须站在国家人民利益立场，寻求最大公约数。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市场改革要以国体政体为中心，要以等价交换和公平交易为条件，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证券市场既要大力支持企业家融资，发展经济，又要抑制其一夜暴富的利益冲动。建议证券市场注册制下辅以如下配套政策：非公有制企业上市增加骨干员工持股强制性条款，上市公司存量股份改大宗交易平台封闭流通，以强制信托责任大力发展负责任的爱国机构投资者，将新股上市审批权归还给人民，革新红利税，改造监管队伍，强化一定温度下的严监管，以持续现金分红能力作为退市主要依据。

摘要：本文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角度分析了证券市场上交易者数量怎样影响私人信息的揭示。模型的结论表明在证券市场上，决定私人信息揭示快慢的关键因素不是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而是市场上交易者数量的多少。随着交易者数量的增加，市场强有力的竞争将迫使私人信息得到及时准确地揭示。因此，从市场微观结构来看，中国股市要在规范中求发展，国有股减持是必然的、迟早的事。

本报告通过对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1996-2000年有关数据的统计分析后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行为存在以下问题：（1）上市公司不分配现象突出，不分配的原因主要不是由于上市公司缺乏盈利基础，而是由于上市公司存在过度的资本扩张冲动；（2）派现方式所占比例逐年上升，表面上看，似乎正在向成熟市场状态下上市公司大多采取现金分红方式这一通行做法靠拢，但分析表明，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上市公司迫于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压力，为达到再融资目的而进行的策略调整;（3）连续分配能力差，暴露出不少上市公司缺乏连续、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 本报告认为，上市公司股利分配行为不合理是促使我国证券市场投机过度的重要原因，极大地削弱了市场投资价值基础，是市场规范与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因此，必须把股利分配行为的监管作为上市公司监管的一项重要内容，将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尽快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重塑市场投资价值基础。为此，报告建议： 1、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着力推进国有股减持改革，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使中小投资者能够参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制定，并使这种政策真正反映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与此同时，考虑采取一些短期性措施，对于那些有累积盈利而又不分配的公司，强制其必须披露不分配的具体理由，当公司每股未分配利润达到一定金额后，规定其必须向其股东分配股利，使投资者的合理回报所有保障。 2、对于不进行现金分红的行为，建议借鉴一些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强制要求上市公司派现的做法，限制公司通过过分保留盈余进行内部筹资的行为，保障投资者利益，引导公司逐步向成熟市场状态下上市公司大多采取现金分红方式这一通行做法靠拢。 3、开展上市公司教育，大力宣传保持股利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重要意义，帮助上市公司提高认识，在税收等政策上鼓励和引导上市公司制定具有连续性的、稳定性的股利政策。

中国股票市场在推进规范化、市场化的过程中仍旧存在着种种问题，这需要我们从股市投资者结构、政策市特征、投资者行为及其差异、全流通问题及QFII的影响等多方面入手，来正确寻找中国股市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才能对新时期我国股票市场的运行状况有一个清醒及彻底的认识，并为市场的规范化道路扫清认识上的障碍。

已上市公司股票在深沪A股市（集中交易市场）全流通或国有股减持会对A股二级市场产生巨大的冲击，这不仅直接关系到数千万投资人的切身利益，而且最终也将决定国有股减持是否能有效实现。“C股市场”的开设，可有效替代已上市公司非流通股在现有集中市场的流通，从而为投资人清除了笼罩在中国A股市场上空的已上市公司股票全流通或国有股减持的巨大阴云。

本文将股权结构、投资者保护与公司绩效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体系进行研究。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建立了在投资者保护程度不同的条件下，股权结构分别对公司绩效和代理成本影响的模型，并以2000年深、沪642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作用的强弱受到投资者保护程度的影响。当投资者保护增强时，大股东对管理者的监督力度降低；当投资者保护减弱时，情况则相反。这表明大股东的存在可以作为投资者保护的一种替代机制。鉴于此，国有股减持的改革不能盲目进行，而应以良好的投资者法律保护为前提，同时应积极培育具有监督作用的大股东。

本文根据中国股市股价与流通盘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了中国股市中常见的除权填权现象的机理和2001年国有股减持失败的原因，分析了股权调整全流通方案中的非流通股缩股方案和流通股扩股方案对二级市场可能产生的影响，并给出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了世代交迭的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的分析框架，对资本市场（股票和信贷市场）的内在运行机制进行理论探讨。发现：一个没有套期保值机制（期权和期货和衍生工具）的以股票和信贷为资产增值和储蓄手段的资本市场具有内在的“脆弱性”（一旦原有市场均衡被打破，市场有持续下跌和持续上涨的倾向）。而在有套期保值机制的股票市场中，这种脆弱性仍然存在。因此政府应该对股票和信贷市场实行“双锁定”的政策。最后本文在模型的基础上对近期国有股减持使股市大跌的事件进行了分析。认为国有股减持只是在刺破了股市的泡沫时稍微矫枉过正，它只是下跌的“第一推动力”，并非股市大跌的根本原因。而股市内在的脆弱性才是此次大跌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