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后所形成的以美元所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美元这一主权国家货币作为世界货币取代了金本位和金汇兑本位时期具有超主权性质的黄金。本文将单一国家的主权货币作为世界货币引入到多国动态模型，分析了这一国际货币体系不仅涉及到非世界货币发行国家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货币主权等问题，还会改变各国货币政策的决策激励并给全球带来更高的通胀率，从而产生更大的福利成本。同时，世界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的全球外部性会放大，并在福利水平上带来全球的不平等。本文的研究表明一个好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保证所有国家的货币主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且尽可能对全球产生最小的外部性，并能够激励各国实现一个更低的通胀目标以降低通胀的福利成本。

自 2008年美国次债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频繁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本国 的经济复苏。伴随着美元的不断贬值，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美元储备资产持有国，中国深受其 害。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深度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有效地管理外汇储备，不仅是当前中国 面临的现实问题，也对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事务具有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在当今美元地位逐 渐下滑、新兴市场国家兴起的背景下，全面系统地分析我国外汇储备的最优币种结构。本文 采用风险-收益模型对外汇储备管理的四个关键因素（国际贸易、参照货币、风险承担能力、 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分别进行实证研究，模拟出在不同情境下的中国最优储备币种结构，得 出富有价值的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美国推行超常规赤字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世界各 国尤其是持有大量美元债权的国家对美元国际储备资产安全性极其关注， 探索国际储备货币 稳定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着重研究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和美元国际储备资 产稳定性，并探讨规避“特里芬”难题的条件。理论研究表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当美 国经济增长率与美国黄金储备占 GDP之比增长率之和大于或者等于美元收益率时， 美元国际 储备具有内在稳定性， “特里芬”难题可以规避；相反的，当美国经济增长率与美国黄金储 备占 GDP 之比增长率之和小于美元收益率时，美元国际储备不具有稳定性， “特里芬”难题 必然激化。在现代国际货币体系下，当实际经济增长率大于或者等于通货膨胀率与美元收益 率之和时， 美元国际储备与实际 GDP之比的动态路径将收敛， 美元国际储备具有内在稳定性； 相反的，当实际经济增长率小于通货膨胀率与美元收益率之和时，美元国际储备稳定性将难 以保证。实证研究表明，美国黄金储备增长率一直低于美元收益率，同时，世界黄金储备增 长率尽管高于同期的美国黄金储备增长率，但仍然一直低于美元收益率水平，表明以美元主 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逃脱崩溃的厄运。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率 都小于通货膨胀率与美元收益率之和， 表明在现代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国际储备稳定性偏离 可持续水平。未来美国婴儿潮引发的“银发海啸”及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将促使财政债务压 力更大，美元收益率由于国债规模膨胀而持续上升，如果没有出现新的技术革命，那么未来 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率小于通货膨胀率与美元收益率之和的趋势将难以改变， 美元主导现代国 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难以维持。

本文详细分析了特别提款权（SDR）的定值方式以及现行算法的利弊，提出应将人民币计入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同时对人民币计入特别提款权进行了模拟测算，主要研究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中可能的比重、人民币加入后以各个货币表达的特别提款权价格变化与波动性变化，并对人民币计入特别提款权后对国际货币体系和中国自身的影响进行了归纳，最后给出了研究结论。

目前国际社会关于此次金融危机成因和教训的讨论很多，尤其是二十国集团华盛顿金融峰会以来，各界已经对金融监管、国际金融组织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等方面的改革达成了一些共识。本文将主要从货币政策的角度，对危机前货币政策进行系统性回顾，反思金融危机前的货币政策，并对危机后的货币政策目标进行探讨。

主权财富基金是国际金融市场一类崭新的有影响力的机构投资者。全球的主权财富基金的现有规模大概在3万亿美元左右。其规模还将继续不断增长。从主权财富基金兴起的原因看，首先，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是主权财富基金兴起的根本原因；其次，能源价格上涨是导致主权财富基金规模扩张的重要原因；最后，经济全球化为主权财富基金的运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根据“国家经济人模型”，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和高增长阶段，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国家逐步将盈余财富用于投资。然而，随着生产要素的消耗，国家积累的财富逐步达到顶峰。当国家经济进入富裕导向阶段或稳定低增长阶段时，国家需要消费积累的财富，投资也倾向于无风险资产。目前看，各国设立主权财富基金主要有五方面目标:（1）跨期平滑国家收入；（2）协助中央银行分流外汇储备；（3）跨代平滑国家财富；（4）预防国家社会经济危机；（5）支持国家发展战略。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强力展现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致命弊病及其不可持续性，催生了寻求根本改革之道的非常时机。 今天所以亟需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是经济金融全球化深度发展的客观需要，而非否定过去、推倒重来的一场大革命。我们有了全球化，需要一个受公共机制约束的全球货币；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仍然行之有效，但弊病丛生，透支未来已近极限，必须在此基础上谋求最大限度泛利共赢的合理化改造。 确切意义上的“世界元”--全球一体通行的统一货币还遥不可及，但在这场金融危机的呼唤下，宜在世界各国、各地区保有自己的主权货币，区域性货币一体化继续进行的情况下，着手谋建某种堪以有效纾解今日世界金融乱局，体现根本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大方向的前期的初级的“世界元”（Global Currency Primary, GCP），专用为国际贸易领域的统一的流通、记帐和结算手段；并作为各国货币当局的重要储备资产。 本文试就今日现实出发，提出关于初级“世界元”框架性方案的若干建议, 希各界同好共相切磋损益。 初级“世界元”正处于应时问世的前夜。中国要素应能为催生初级“世界元”发挥积极作用；这是历史性的机会，也是历史性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