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链企业存在专利创新“量质错配”陷阱,这阻碍了创新要素的沿链扩散与技术整合,导致重点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难以实现有效突破。文章从产业链治理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机构纵向持股能否提升产业链企业的专利创新质量。研究发现,嵌入产业链的机构纵向持股与企业专利创新质量之间呈现出“U”形非线性关系。在 U-test 非线性测试、控制样本选择偏差和反向因果等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机构纵向持股的投资组合权重以及产业链上下游非对称持股影响其治理行为。其中,监督型机构纵向持股在企业专利创新治理中发挥主要作用；随着产业链非对称持股程度加大,来自联结供应商或者分销商的机构纵向持股的治理策略逐渐由“策略均衡”向“主动干预”演化,从而提升企业专利创新质量。在作用机制方面,当持股比例小于 26.27% 时,机构纵向持股通过纵向关联交易和垄断竞争强化垄断效应,降低企业专利创新质量；当持股比例大于 26.27% 时,机构纵向持股通过企业供需优化和委派董事加强协同治理效应,以此促进专利再配置和专利引用,进而加强创新扩散效应,提升企业专利创新质量。文章的研究结论可以深化对机构纵向持股这一新兴持股模式促进产业链企业专利管理的认识,同时也为政府监管部门制定关于产业链韧性和稳定的相关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住房价格持续、快速上涨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论文尝试从人口这一基本面因素出发对此做出解读。论文首先以家庭世代交叠模型和古诺形式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住房市场局部均衡模型，证明外生的人口冲击对住房市场需求和住房价格变化的重要影响。基于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显示，20世纪80年代（1981年-1991年）的生育高峰中出生人口集中进入婚龄，是导致2004年以来中国城市住房价格持续、快速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人口冲击对房价变化的解释力超过40%。上述研究成果提示，这种由于人口冲击引发的住房市场繁荣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需要警惕本轮婴儿潮导致的婚龄人口高峰过后可能出现的住房市场需求萎缩和住房价格显著下降，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

文章运用Panzar-Rosse模型计算了1995-2006年间中国银行业的H统计值及每年的Ht值，并以Ht值为被解释变量，以市场集中度（CR4）、外资银行机构数、外资银行资产、市场不稳定程度（IIt）为解释变量，分析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995-2006年期间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是垄断竞争型市场结构；外资银行进入强化了中国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并且机构数的影响更为显著；市场集中度与市场竞争程度负相关，验证了SCP假说；市场稳定程度与市场竞争程度不相关。

我国银行业的改革选择了一条渐进式道路，伴随放松管制和外资银行进入，银行业市场结构不断演进。相关的实证研究由于未能充分识别我国特殊的约束条件及实证方法的缺陷，难以令人满意，但研究市场结构却是评价运行效率和政策效果的基础。本文采用实证经济学中最前沿的结构模型，利用我国30 个省级宏观数据分别对存贷款市场结构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存贷款市场均为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贷款市场的竞争高于存款市场，且均未达到古诺均衡状态；（2）对存款利率的严格管制使得存款市场的竞争没有变化，而基准利率浮动机制的实施却导致了贷款市场的竞争有所提高。 （3）贷款市场比存款市场更有效率，且存在规模经济。

本文通过 H 统计量研究我国产寿险市场的竞争程度，并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与相关 分析研究竞争程度市场结构方面的影响因素。本文有如下基本结论：首先，我国 1999-2006年间的财险市场可以判断为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而同期我国寿险市场属于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其次，2003 年保险业费率市场化的改革对财险和寿险都有明显的影响，直接加剧了竞争程度。再次，竞争度与财险市场公司数量正相关，与寿险市场公司数量负相关。最后，竞争度与集中度的关系在财险业为负相关，在寿险业采用不同的集中度指标考察结果不同。

本文运用目前国际上在银行业市场结构研究方面所广泛采用的两类指标――市场集中率和H指数，对中国目前十四家全国性商业银行业的市场结构特点进行量化分析，得到中国银行业正由高度集中的寡头垄断型市场结构向竞争性较强的垄断竞争型市场结构转变的重要结论。该结论不仅揭示了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中国金融市场竞争程度的演变，而且为WTO下中国商业银行业竞争力的提升以及中国金融市场化的各项改革的推进提供了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