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供给的持续下降和传统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给基本养老保险带来了更大的运行压力。在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两种养老制度具有完全不同的给付方式,二者对员工退休意愿的差异化作用及对养老金可持续性的影响将直接关系中国养老保障体系未来的发展方向。文章基于世代交叠模型（OLG）理论框架,分析了在不同的养老金给付方式下员工的退休决策,并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总体上,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使员工产生了显著的提前退休意愿,参加企业年金使员工产生了显著的延迟退休意愿,但同时参加两项养老保险的员工退休意愿不显著。受企业年金异质性作用的主导,参加两类养老保险项目对不同特征员工退休意愿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对女性、无职称、无资格认证和非高等学历人员,企业年金的延迟退休效应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企业员工退休时间越晚,个人基本养老保险财富金额会越少,同时继续工作还会损害健康,耗费更高的医疗成本,致使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员工会产生提前退休意愿；企业年金财富随退休时间的延长而逐渐积累,当延迟退休所带来的企业年金财富收益引致养老金总体财富增加时,员工就会产生延迟退休意愿。因此,政府通过优化企业年金减少延迟退休阻力的方案在经济上是可行的。文章的结论为中国通过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推动延迟退休制度、提升养老金可持续性提供了政策启示。

截至2012年底，中国企业年金的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参保率仅为8.04%，很难起到真正有效的补充作用。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数据，从人力资源效应、节税效应和所有制效应等企业提供企业年金的激励因素着手，考察中国企业年金参保影响因素。首先进行单变量列联表分析，然后进行多变量Logit回归，结果显示：①人力资源效应得到验证，文化程度、工作年限、职称和职务与职工企业年金参保概率正相关；②节税效应没有得到验证，地方政府如果出台过比中央更优惠的企业年金税收政策，该地职工参保概率反而更低。产业与参保概率无关，上市企业职工参保概率更高；③所有制效应得到验证，国有企业的参保概率更高；④控制变量中，地域与参保概率相关，西部最高，东部次之，中部最低。年龄与参保概率负相关。性别、婚姻、政治面貌、户口、民族等与参保概率无关。这表明：①激励中国企业建立企业年金的主要市场因素是企业年金的人力资源效应，企业借企业年金吸引、激励、保留员工；②主要非市场因素是所有制效应，国有企业借企业年金打破薪酬管制；③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不显著。政府应考虑对企业年金覆盖率、缴费水平等进行更详尽的数量规制，并审慎考察税收优惠政策。

死亡率是随时间变动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变量，基本养老保险的养老金给付必须考虑动态死亡率的影响，因此需要对中国城市人口的未来死亡率变动进行预测。针对部分年的中国城市分性别人口死亡率数据缺失的实际状况，本文运用死亡人数服从Poisson分布的Lee-Carter模型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该模型的拟合较好。由上述预测得出，随时间的延续，中国城市人口的预期寿命将明显增加，为基本养老保险的支付带来严重的风险，该风险导致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收入远不足以支付未来的养老金，必须引起重视。本文就如何规避这一风险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