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融企业是我国私募股权基金重要的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LP）。本文利用清科数据库2000-2022年LP基金层面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企业LP与非企业LP、不同类型企业LP在投资行为与投资绩效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在投资行为方面，相比金融背景 LP，企业 LP 会联合更多的 LP 一起投资、更偏好 CVC 基金、合作的基金管理人（General Partner，GP）的经验相对不足，投资经验丰富的企业LP所合作的GP的经验更为丰富。而在投资绩效方面，企业 LP 的绩效显著低于金融背景和其他背景LP。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民营企业LP，国资企业LP更倾向于和国资企业LP、国资GP合作，且国资企业LP的投资绩效没有显著高于民营企业LP的绩效。而相比非高技术企业LP，高技术企业LP 更倾向于投资聚焦于本行业的基金，且高技术企业 LP 所投基金的内部收益率和投资回报倍数显著高于非高技术企业LP，但高技术企业LP所投基金的退出比例和IPO比例较低。本文扩展了私募股权LP研究的视角，研究成果有助于GP和初创企业更好地了解企业LP的投资诉求，从而提升投融资效率，并为培育耐心资本提供理论依据。

我国共同基金市场的规模在近十年急速扩张，而对于基金经理和基金管理公司谁是决定基金业绩的重要因素的问题仍存争议。本文基于1998-2021年的共同基金、基金经理和基金管理公司数据，采用Abowd, Kramarz, and Margolis （AKM）提出的方法和Mover Dummy Variable（MDV）方法，利用移动者提供的流动性，分离识别了基金经理（人才）和基金管理公司（平台）的固定效应。研究发现在决定基金业绩方面，人才比平台更重要，且重要至少9倍。在不同市场环境中，熊市中人才变得更加重要。在基金类型方面，相对于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和混合型基金受人才的影响更大。根据业绩分层，在业绩较好的基金中，人才较平台更为重要，而在业绩较差的基金中，平台的重要性相对提高。通过分析不同跳槽方向的基金经理，发现研究结论不受人才与平台之间依据业绩和业绩差异匹配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基金从业者、基金管理公司和投资者在选择平台、人才、基金等方面均有指导意义。

截止 2022 年 1 月，中国公募基金管理资产 25 万亿，基金数量已超过 9000支。虽然管理资产规模只有美国公募基金行业的 1/9，但中国基金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中国公募基金行业表现出强烈的发行新基金偏好。我们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银行在基金发行中的巨大渠道优势以及对于基金托管业务的重视。基金公司为了获得更大的银行客户群，在不同银行发行新基金并托管是一个重要手段。过度发行基金造成权益类基金经理平均管理 2.6 支基金。比较同一个基金经理管理的新老基金，我们发现新基金年化收益率平均优于老基金 1.5%-2%。当一个基金经理发行了新基金后，其管理的老基金表现出现下降。由于新基金的资金流入更加依赖其近期表现，因此基金经理有更强动机提升新基金业绩。我们的发现对于规范中国公募基金行业发展，加强投资者保护提供了依据。

公募基金是实现个体投资者机构化，以达到改善市场环境的主要途径之一，但由于忽略了基金管理能力存在差异，现有的文献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公募基金可以改善市场定价效率。本研究以 2005-2020 年中国市场数据为基础，构建了股票的持股基金质量指标（而非权重），并研究了该指标对未来表现的预测能力。实证结果表明具有较好持股基金质量的股票表现显著优于较差的股票，基于该指标构建的套利组合可以获得年化 14%左右的超额收益，且该现象不能被基金持股权重、中国市场系统性风险和其他定价异象所解释。本文首次发现了公募基金提高了市场定价效率的直接证据，拓展了股票市场和基金市场的研究。实证结论意味着市场中仅有一部分具有有效管理能力的基金改善了市场质量，因此优化基金产品评价以提高市场资金配置效率对于加强散户投资“机构化”的正面作用有着深远意义。

本文通过构建多因素的基金管理能力评价体系研究了我国开放式主动管理股票型公募基金的管理有效性。研究发现：（1）公募基金在承担较低风险的情况下获取高于股票市场组合的超额收益率。（2）基于历史收益和持仓数据构建的指标能有效预测基金的未来表现。（3）通过组合这些指标构建的基金管理能力评价体系，择优基金的未来表现显著优于现有的基金评奖体系。这些结果表明，公募基金作为散户投资“机构化”的重要渠道，可以显著提高投资人的收益表现，且基金的管理能力可以被合理的评价体系事前甄别。本文为探讨机构投资者在市场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和视角，提出的评价体系为帮助监管机构提高公募基金市场资金流配置有效性，阻止资本市场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随着“互联网+”成为国家战略，公募基金行业迎来了爆发性增长，截止到2016年9月底，我国境内共有公募基金管理公司107家，基金总数达到3415支，资产达到8.83万亿元。“互联网+”基金作为新兴事物，既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基金行业的发展，又为基金行业提供了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的新的投资思路。对互联网+基金的绩效评价重要性日益凸显。 运用绝对收益指标和多种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指标、CAPM单因素模型、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Carhart四因素模型进行业绩归因分析，重点考察了由大数据因子产生的超额Aalpha情况，并针对实证结果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开展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目前“互联网+”基金绩效评价的空白。 研究结果表明，2014年6月16日至2016年9月30日，“互联网+”股票型基金的绝对收益率要优于比较组，风险收益和波动率弱于比较组；通过CAPM、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Carhart四因素模型，超额收益显著优于比较组。同时，基金所依托的不同互联网数据平台，对投资风格也有所影响。

公募基金是实现个体投资者机构化，以达到改善市场环境的主要途径之一，但由于忽略了基金管理能力存在差异，现有的文献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公募基金可以改善市场定价效率。本研究以 2005-2020 年中国市场数据为基础，构建了股票的持股基金质量指标（而非权重），并研究了该指标对未来表现的预测能力。实证结果表明具有较好持股基金质量的股票表现显著优于较差的股票，基于该指标构建的套利组合可以获得年化 14%左右的超额收益，且该现象不能被基金持股权重、中国市场系统性风险和其他定价异象所解释。本文首次发现了公募基金提高了市场定价效率的直接证据，拓展了股票市场和基金市场的研究。实证结论意味着市场中仅有一部分具有有效管理能力的基金改善了市场质量，因此优化基金产品评价以提高市场资金配置效率对于加强散户投资“机构化”的正面作用有着深远意义。

考虑到市场非完备和私募基金管理者风险厌恶的实际情形，本文根据效用无差别原理，得到基金管理者收益的确定性等价价值满足的偏微分方程，并运用有限差分法进行数值分析。结果表明：管理者风险中性时的非系统风险溢价为零；非系统风险溢价的增大使得收益价值是自有资金率的递增凹函数；管理者的风险选择决定于非系统风险和风险厌恶程度，在有限期的情形下，风险中性型管理者会选择无限大的基金波动率，风险厌恶程度低(高)的管理者会选择尽可能大(小)的基金波动率；并从确定性等价的角度讨论了契约设计问题。

本文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季末橱窗粉饰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运用2003 年 到2011 年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净值数据，我们发现我国基金市场存在显著的季末 橱窗粉饰现象，且基金经理学历、工作经验、任职时间、基金历史业绩以及赎回 压力这些因素对窗饰程度影响显著。对基金重仓股的检验则发现，股票的基金持 股比例越高，季末橱窗粉饰程度越大。这些发现支持了我国基金管理者因为自身 动机而操纵季末所持股票价格的理论，为监管层规范机构市场行为提供了证据。 根据本文研究建立的套利投资组合还可以获得较稳定的超额回报，为投资者交易 提供参考。

本文通过研究基金大比例分红现象，说明理性的基金管理者如何利用基金投资者的有限理性来扩大基金规模以最大化其自身利益。理论上基金公司应该避免分红来防止规模降低，然而实践上从2006年起基金公司却相继进行了大比例分红。本文提出三种可检验的假说解释这一现象：“信号”理论、“股利迎合”理论和“有限关注”理论。本文发现基金进行大比例分红后，基金净资金流入取得了两倍以上的增长，基金营销费用大幅增加，大比例分红还缓解了基金投资者的“赎回异象”，说明基金大比例分红是一种营销策略。本文证据说明基金大比例分红现象不适用解释股票分红的“信号”理论、“股利迎合”理论，而是支持“有限关注”理论，这对于今后基金以及股票分红的理论研究有一定借鉴。本文的研究对于由市场参与者理性程度不同而产生的各种行为进行监管提出了新的思考，为投资者利益保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