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共同基金市场的规模在近十年急速扩张，而对于基金经理和基金管理公司谁是决定基金业绩的重要因素的问题仍存争议。本文基于1998-2021年的共同基金、基金经理和基金管理公司数据，采用Abowd, Kramarz, and Margolis （AKM）提出的方法和Mover Dummy Variable（MDV）方法，利用移动者提供的流动性，分离识别了基金经理（人才）和基金管理公司（平台）的固定效应。研究发现在决定基金业绩方面，人才比平台更重要，且重要至少9倍。在不同市场环境中，熊市中人才变得更加重要。在基金类型方面，相对于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和混合型基金受人才的影响更大。根据业绩分层，在业绩较好的基金中，人才较平台更为重要，而在业绩较差的基金中，平台的重要性相对提高。通过分析不同跳槽方向的基金经理，发现研究结论不受人才与平台之间依据业绩和业绩差异匹配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基金从业者、基金管理公司和投资者在选择平台、人才、基金等方面均有指导意义。

截止 2022 年 1 月，中国公募基金管理资产 25 万亿，基金数量已超过 9000支。虽然管理资产规模只有美国公募基金行业的 1/9，但中国基金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中国公募基金行业表现出强烈的发行新基金偏好。我们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银行在基金发行中的巨大渠道优势以及对于基金托管业务的重视。基金公司为了获得更大的银行客户群，在不同银行发行新基金并托管是一个重要手段。过度发行基金造成权益类基金经理平均管理 2.6 支基金。比较同一个基金经理管理的新老基金，我们发现新基金年化收益率平均优于老基金 1.5%-2%。当一个基金经理发行了新基金后，其管理的老基金表现出现下降。由于新基金的资金流入更加依赖其近期表现，因此基金经理有更强动机提升新基金业绩。我们的发现对于规范中国公募基金行业发展，加强投资者保护提供了依据。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为维护金融稳定，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鼓励长期机构投资者增加持股比例。如何认识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及其机制呢？基于此，本文以2012-2018年所有的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披露的每半年度股票资产组合为研究对象，考察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特征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具有较低的业绩敏感性、较低的股价同步性且与未来盈余正相关。（2）在股市异常波动期间的下跌阶段，投资者持股期限与股票价格下跌成反比，即机构投资者持股时间越长（换手率越小），越能缓解股票价格的下跌。这说明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能够显著地稳定金融市场。而在反弹阶段，机构投资者持股期限与股票价格反弹成正比，机构投资者持股时间越长（换手率越小），越能促使股票价格的反弹，进而促进公司价值回归。（3）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稳定金融的机制在于有效地缓解了市场抛售压力。进一步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能够降低金融市场波动；具有丰富投资经验的基金经理，有助于机构投资者采取长期持股行为，这对促进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

本研究对中国股票型私募基金经理的市场择时能力进行了检验，即这些私募基金经理是否具有根据市场情况来调整基金资产组合的市场敞口的能力。相比与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的策略和资产组合的调整更加灵活，因此更有利于体现基金经理的择时能力。我们从收益择时、波动择时和流动择时三个维度来对中国的私募基金经理的择时能力进行检验。研究发现，私募基金经理具有一定的收益择时和流动择时能力，但是很少有基金经理具有波动择时能力。即一些私募基金经理可以通过预测市场收益和市场的流动性，来相应调整资产组合的市场敞口，但很少有基金经理可以通过预测市场波动来调整基金的市场风险敞口。同时，我们对回归结果进行了Bootstrap分析，结果表明这些显著的择时能力并不是由于运气因素所带来的。最后，我们也对结果进行了稳健性的检验。我们的研究对于了解中国私募基金经理的择时能力具有一定的帮助，同时，有助于加深理解市场的收益、波动性和流动性在资产管理和投资决策中的作用和重要性

本文首次利用手工收集的493只非结构化阳光私募基金样本，并综合使用基于CAPM和FF3的8种因子模型从基金个体、基金组合、基金经理以往职业经历（分为公募系、券商系和民间系）等角度考察阳光私募基金绩效。实证研究发现：阳光私募总体上跑赢市场；其中，公募系和券商系虽无择时能力，却具备优秀的选股能力；民间系具有一定的选股能力，但存在糟糕的择时行为。我们还发现基于FF3的因子模型解释能力更强，其中GII-FF3模型能更有效的识别基金的择时能力。

本文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季末橱窗粉饰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运用2003 年 到2011 年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净值数据，我们发现我国基金市场存在显著的季末 橱窗粉饰现象，且基金经理学历、工作经验、任职时间、基金历史业绩以及赎回 压力这些因素对窗饰程度影响显著。对基金重仓股的检验则发现，股票的基金持 股比例越高，季末橱窗粉饰程度越大。这些发现支持了我国基金管理者因为自身 动机而操纵季末所持股票价格的理论，为监管层规范机构市场行为提供了证据。 根据本文研究建立的套利投资组合还可以获得较稳定的超额回报，为投资者交易 提供参考。

许多学术研究指出即使是专业且具有信息优势的基金经理人也可能存在不理性的投资 行为，最常被讨论是较慢卖出输家股票及较快卖出赢家股票的现象。然而，这些研究皆 着重讨论基金经理人的卖出决策是否理性，忽略基金经理人的买进决策可能也存在一样 的问题。如果基金经理人认为目前持有的输家股票未来可能会比赢家股票表现更好，他 们所采取的策略可能不只是较慢卖出输家股票，甚至会进一步持续『买进』输家股票。 因此我们推论，基金经理人持续买进输家股票可能是出自于理性：基金经理人拥有私人 信息，理性地相信这些输家股票未来会上涨；基金经理人持续买进输家股票也可能是出 自于非理性，即受到强化承诺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的影响。 所谓强化承诺系指管理当局面对一个已经遭逢损失的投资项目时，不但不会撤出资金， 反而会持续投注人力、时间以及金钱等资源。本文运用强化承诺的概念分析基金经理人 的投资行为。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讨具有强化承诺的基金经理人的买进决策如何影响基 金绩效。过去学术文献多集中在于基金经理人的卖出决策，本文的研究可补足这方面的 文献缺口。 本文参考 Odean (1998) 以及Odean, Strahilevitz and Baber (2004) 衡量处分效果的方法， 衡量基金经理人强化承诺的倾向，藉以分析基金经理人强化承诺的倾向对基金绩效的影 响。本文并进一步将基金整体净值绩效区分为股票资产绩效、非股票资产绩效。我们以 Daniel, Grinblatt, Titman, and Wermers (DGTW, 1997) 的方法衡量基金股票资产绩效。采 用此方法的理由有三，第一，可以检验共同基金的择股能力、择时能力及经理人持股的 平均风格对基金绩效的影响，第二，DGTW 检验基金绩效是根据基金持股变动量，本 研究是根据共同基金的持股变动量来计算的基金经理人强化承诺的倾向，两者衡量的基 础一致。第三，DGTW 的方法衡量基金经理人的能力可以避免交易成本与管理费用的 干扰。 本研究的初步结论如下。一，有强化承诺现象的共同基金的整体净值绩效低于没有强化 承诺现象的共同基金。二、有强化承诺的共同基金的择股与择时能力虽然较差，但是股 票资产绩效反而较佳，这是因为经理人持股平均风格对绩效有较大且正面的影响。三、 有强化承诺的共同基金使用非股票资产的操作较无效率；没有强化承诺的共同基金虽然 在股票资产的部份绩效较差，但是由于在非股票资产的操作上较有效率，因此有较高的 基金净值绩效。

我国基金业绩的“此好彼坏”和“同涨同跌”现象引人关注。本文基于我国61家股票型基金2004年6月～2008年3月的16个季度数据，采用不同的计量模型分别检验了造成我国基金业绩“此好彼坏”和“同涨同跌”的原因，发现：(1)基金业绩在时间序列上变动主要由战略性资产配置决定，战术性资产配置和基金经理更换对其的解释力很低，所以基金业绩表现为“此好彼坏”；(2)基金业绩在横截面上的差异主要由基金经理特征不同带来，战略性和战术性资产配置的贡献程度不高，这带来了基金业绩的“同涨同跌”。

基于我国61家股票型基金2004-06~2008-03的16个季度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对 数据进行了探索性建模,研究了政策性资产配置和基金经理对基金业绩的贡献。主要发现有:①政策性资 产配置与基金业绩之间的关系显著,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基金资产配置能力提高1%,约能提高基金 业绩0.8%;②基金经理的学历、年龄、从业时间和从业背景对基金业绩的贡献显著,但贡献度不大;③基金 业绩存在可能的“反转”现象,反转周期估计半年。

作为基金业的亮点，明星基金用远超过市场其他投资者的收益吸引着A股市场投资者的注意力。明星基金经理的行为及其投资思路体现了A股市场基金行业的最高水平的投资决策，明星基金经理的投资心理和行为成为该基金表现的决定性因素。跟踪明星基金的股票投资组合能否体现他们的投资思路和决策，能否获得超额收益？本文根据以往基金的业绩和收益排名，选取2006年到2008年累积收益名列前茅的五只明星基金，根据它们在2009年和2010年两年期间每季度发布的季报的十大重仓股的分析，对明星基金进行被动模拟，从而形成以模拟最优明星基金的被动型基金组合。论文验证模拟明星基金的组合是否可以在A股市场上获得超额收益，并在模拟基金的过程当中尝试模拟年度和季度为代表的长、短期收益，以及仓位模拟，对各种策略进行对比，形成收益最大化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