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M2均符合可测性要求。基础货币、Ml、 M2的增长趋势， M1、M2层次的乘数及流通速度的稳定性检验，以及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与M1、M2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均表明，M1比M2更具可控性。关于M1、M2的相关性特征，（1）M1、M2均与产出和物价之间存在协整关系，M1是实际GDP、通胀率的格兰杰原因，M2与实际GDP、通胀率则互为格兰杰原因。（2）通胀率对M1冲击具有持久的正向响应，对M2冲击无正向响应。实际GDP对M1冲击有显著、持久的正向响应，对M2冲击有不稳定的正向和负向响应。（3）超前一年的M1的相对增长速度的变化与通胀率的变化正相关。M1相对增长速度的变化在大多数年份都与实际GDP增长率的变化同步正相关。因此，我国仍应以M1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将M2作为观测目标，并要加强对M1的相对增长速度的调控。

本文基于BEKK模型和GARCH均值方程模型分析了房地产价格、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的波动相关性以及它们的各种波动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房价的波动以及房价与货币供应量的联动对GDP 增长速度有显著影响，会导致GDP增长率的下降；但房价的波动对经济增长的波动没有显著影响，而且货币供应量与房价的联动变化非常剧烈，房价与经济增长的联动对经济增长的波动影响也不显著。这说明应该控制房价波动，但是目前中央银行没有必要动用货币政策去直接干预房地产价格。

本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通货膨胀、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理论分析上表明经济增长水平与货币供给水平是同向变化的，而货币供给水平的提高会引起通货膨胀，因此经济增长水平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通货膨胀水平，同时适度的通货膨胀水平促进了经济增长。实证表明了通货膨胀水平、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在长期均衡过程中通货膨胀水平和货币供给量对经济增长都具有促进作用，在短期波动关系中广义货币供给量、银行利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内通货膨胀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都是广义货币供给量的格兰杰原因，在长期内，通货膨胀水平、货币供给量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本文考察中国金融与经济1997年第一季度－2007年第四季度的相关数据，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框架下，利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脉冲响应分析等方法考察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主权财富基金是国际金融市场一类崭新的有影响力的机构投资者。全球的主权财富基金的现有规模大概在3万亿美元左右。其规模还将继续不断增长。从主权财富基金兴起的原因看，首先，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是主权财富基金兴起的根本原因；其次，能源价格上涨是导致主权财富基金规模扩张的重要原因；最后，经济全球化为主权财富基金的运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根据“国家经济人模型”，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和高增长阶段，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国家逐步将盈余财富用于投资。然而，随着生产要素的消耗，国家积累的财富逐步达到顶峰。当国家经济进入富裕导向阶段或稳定低增长阶段时，国家需要消费积累的财富，投资也倾向于无风险资产。目前看，各国设立主权财富基金主要有五方面目标:（1）跨期平滑国家收入；（2）协助中央银行分流外汇储备；（3）跨代平滑国家财富；（4）预防国家社会经济危机；（5）支持国家发展战略。

韩国KOSPI200指数期权是全球最活跃的衍生品合约。本文认为，按期权权利金收取低廉的交易费用等制度创新是韩国股指期权10年来爆发性增长的根本原因。本文还深入剖析了股指期权推出后对股票市场波动率、资金面、投资者结构、市场操纵行为等方面的影响。韩国股指期权衍生品创新的成功经验对我国权证市场与即将推出的指数类金融衍生品发展有很好的借鉴与启发意义。

随着我国基金业的迅速发展，与基金相关的金融产品创新是今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对基金期权这一金融市场创新和发展的新工具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通过分析真实世界行为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偏好，我们推导出投资者的配置需求，并针对性的讨论了恰当的衍生证券解决方案。我们的分析显示，基金的价值增长过程能够在市场完备化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真实世界的行为投资者的资产配置可以写成基金的价值增长过程简单期权的形式。本文的分析对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发展和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设计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文章采用非自愿超额准备金率增长率作为流动性状态的衡量指标，通过建立超额准备金的动态模型，运用动态模拟方法和门限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非自愿超额准备金率增长率周期性波动情况和不同流动性状态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研究表明，自 1998 年以来，在外汇占款、银行业贷款以及贷款利率的综合作用下，流动性状态发生了过剩与短缺之间的周期性交替转换，并且流动性过剩状态与短缺状态相比，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会相对弱化，这也就说明，随着流动性状态的转换，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将表现出具有区制依赖的非线性特征。

现代行为金融理论的研究表明，现状偏好作为人们的一种行为选择，是经济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种现象。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在西方国家的基金市场等资本投资领域，现状偏好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本文以中国基金市场过去现金流入的增长对当前先进输入的增长的影响来衡量现状偏好，并选择2001至200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现状偏好系数不显著，这说明中国基金市场不存在现状偏好现象。我们进一步的讨论发现，现状偏好现象的不存在并不是由于中国基金市场具有效率造成的，相反，市场投机氛围浓厚是基金市场现状偏好不存在的重要可能原因。

我国证券市场快速发展，推动了基金业的迅猛增长，随着基金数量的增多，作为管理基金的基金经理们的作用和地位正在迅速上升。基金经理的投资决策行为势必会影响到基金的业绩，如何综合评价基金经理的投资行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本文在对国内外学者有关基金经理投资行为文献评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行为度”的概念，并运用多元回归计量方法和突变评价法对我国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投资策略、投资绩效、择股时机选择能力、风险管理能力以及个人行为模式和基金业绩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最后从行为金融理论角度分析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经理行为偏离的根本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