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左斌是自学寿险常识歌诀学案试验设计创始人。 邓小平理论主张：编写最精教材。 1980 年，中央财政金融学 院（现中央财经大学）率先恢复国际保险专业，标志着我国保险教育 正式拉开帷幕。中国保险业起步晚，基础薄弱，覆盖面不宽，全民保 险意识整体还比较缺乏，保险知识普及程度较低。 1997 年某大夫说:我是医生，我的儿子不需要保险!国民保险知 识如此匮乏，保险意识如此薄弱，觉得保险是奢侈品，视保险为负担， 拒绝保险，必将阻碍并制约中国保险业发展。 中国入世后，面对经济全球化和保险国际化大趋势，中国保险 两大重任:宣传保险知识，提高国民保险意识。人们勇敢迎接外资保 险严峻挑战，把普及保险知识、培养国民保险意识放在首位，人人明 确人生始终存在：生得生存、老得养老、病得治病、残得吃饭、亡得 送终等自然社会风险人为事故，人们只有将这些风险卖给寿险公司， 家庭一旦出险，风险即变金钱;反之，出险即危险。 2006 年 6 月 26 日，《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明确提出，要将保险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普及保险知识，提高全民 风险和保险意识。 从经济学角度看，保险是对客观存在的未来风险进行转移，把不 确定性损失转变为确定性成本（保费），是风险管理的一种有效手段。 而从社会学角度看，保险体现了人们的互助精神。发达的保险业是社 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1997.7.1 至 2003.9.1，笔者学白居易诗特点，寿险理论实 践结合，竭尽全力完善寿险知识教材，超前编写最精教材《寿险 常识歌诀》：浓缩精华，介绍终身受益、必用寿险常识与技能， 其核心在于实用，使用基础性强，少用术语，具体语言实例，简 洁精练，生动易懂，明白如话，旨在中外人们：一读就懂，一学 就会，学而能用，寿险常识。 中国寿险事业拓荒者，优秀保险代理人，华源保险经纪人李左斌， 超前编写最精教材《人寿保险常识歌诀》发表在香港《教育科学杂 志》（2003 年第四期 63~65 页），献给人们，方便人们背诵掌握 终身受益《寿险常识歌诀》，为普及寿险常识，为保险代理人、保 险经纪人，为全日制、为成人高等教育保险本科专业应试考试取得 优异成绩，做一件实事。 笔者铭记哈佛心理学博士教诲:好成绩必须死记硬背。将保险教 育纳入中小学课程，每轮两年科普：人寿保险常识。自学寿险常识 歌诀学案，具体做法——每周一节，1|10 时间跨学科中国保险教育。 每周一歌，背诵一节，两年科普，寿险常识。（20✘2X2 二 80 节） 每周一人负责:更新抄一节在学校门口、班级黑板报栏目“每 周一歌”《寿险歌诀》。自抄一节《寿险常识歌诀》；自读:回家 自由朗读一节《寿险常识歌诀》至会背；自背:上课齐背一节《寿 险常识歌诀》；查背:师找不会背“一节《寿险常识歌诀》”滥竽 充数南郭先生，并且落实全体背诵；自用默写:课后专用本默写， 主编《寿险常识歌诀》。 2006 年，笔者李左斌福建省自学考试成人高等教育保险本科 专业肄业，填补成人高等教育保险本科专业空白。自编《寿险常识 歌诀》是多快好省学好寿险知识捷径，贵在落实、竞争、乐趣、 思维、习惯， 能事半功倍掌握寿险知识， 致力于让寿险走进千 家万户人们心里！普及保险知识，提高全民风险和保险意识，最终 全民参加人寿保险。

关键领域外资安全审查的收紧不仅表明了国际竞争的进一步加剧，也预示着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格局将迎来重大改变。在这一背景下，高技术行业，特别是关键领域的企业，亟需实现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的转变。本文基于 2010-2023 年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以 FIRRMA 试点作为美国在关键领域外资安全审查收紧的准自然实验，探究中国关键行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外资安全审查的收紧显著促进了关键行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通过对企业所受“内部支持”和“外部压力”的作用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受到内部支持的企业在外部压力下表现出较低的敏感性，而未受内部支持的企业在面临外部压力时反而实现了生产力的显著提高。机制分析进一步揭示，外资安全审查的收紧通过促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尤其是提升了创新质量，以及增加了企业之间的联合创新，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本文的研究为理解新旧技术国家主义转变背景下企业如何通过发展模式的转变实现生产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视角，同时为中国政府在高技术产业政策制定中的深入评估与策略优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贸易摩擦作为近年来世界经济格局最显著的风险因素之一，不仅阻碍了多边主义包容发展的整体进程，也对我国以广大中小企业为代表的经营主体产生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本研究以2018年中美贸易战为准自然实验，聚焦某一线城市高新技术企业的全量样本，运用强度双重差分法系统探究贸易摩擦对中小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相较于对照组，受出口冲击企业的创新总产出和实质性创新均呈现显著增长。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国有产权、低外资投资比例以及位于自贸区外的企业更能强化贸易摩擦对创新的促进效应。机制分析则指出，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增加企业内源研究是提升企业创新产出的关键渠道。本文的研究揭示了在面对关税冲击时，中小企业应当迅速调整内部决策以促进自主创新，同时也强调了政府在提供适度支持和引导方面的重要性，这些发现为理解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小企业的创新策略及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启示。

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提出是我国应对当前经济形势变化、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举,这需要我国企业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中探寻发展机遇。文章利用改进的市场潜力反映国内大市场的需求优势,进而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专利数据库和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匹配数据,探讨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国内大市场优势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国内大市场优势可通过降低企业平均成本、促进产业链技术外溢和提升中间品共享效应等渠道显著提升企业自主创新水平,该结论在使用城市地理信息数据和我国清代各州、府、县衙门数据进行内生性分析、考虑样本极端值及更换核心变量后的估计中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国际市场强化了国内大市场优势对企业创新的提升作用,现阶段国内、国际市场之间呈现出明显的互动趋势。国内、国际市场对企业创新的协同影响效应因企业所在行业类型、企业贸易类型、内外资类型及专利类型而具有较大差异。文章结论对于中国企业依托国内统一大市场优势构建自主可控的创新体系,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持续的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然而,现阶段发展中国家却在普遍经历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文章基于1979-2018年的跨国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向服务业结构转型对其经济追赶的影响。研究表明：（1）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会抑制其经济追赶,且“过早去工业化”的负面作用更显著,其作用通过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积累渠道实现。（2）发展中国家较高的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质量可以削弱结构转型的负面影响。（3）较低的农业生产率、发达国家的人工智能应用和劳动力跨梯度转移是造成发展中国家“过早去工业化”的重要原因。（4）现阶段我国的制造业比重下降也不利于经济追赶,尤其是会阻碍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追赶。因此,发展中国家应采取合理的产业政策防止“过早去工业化”,并通过提升农业生产率、吸引外资、合理引导劳动力流动等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

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顺周期特征加剧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受到学界和业 界的广泛关注， 监管机构逐步要求银行采取前瞻性的计提策略以应对贷款损失准备的顺 周期特征，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银行是否考虑当前经济政 策不确定性，对贷款损失准备进行前瞻性计提? 本文选取 2004—2017 年中国 126 家商业 银行数据，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影响。 实证分析发现，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显著正相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大，贷款损失准备计 提越多，在考虑地级市领导人更替、银行高管更替、宏观经济层面遗漏变量，以及使用工具 变量的内生性分析后，结果保持稳健。 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效应在上市银行、外资持股比 例较高、中小银行中表现更为明显。 从银行风险管理角度的机制分析发现，不良贷款越多、 风险储备越少的银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越多，说明风险预 防动机是其主要目的。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银行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增加计提，有 助于稳定银行收益、降低银行破产风险。 本文的研究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为中国 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的解释。

基于我国32家商业银行2003-2011年的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银行信贷行为对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反应，并考察了股权结构变化对其所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银行业的信贷总量增速和中长期贷款占比表现出逆周期特征，短期贷款比例与之相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国有股占比的提高均会强化银行信贷总量增速的逆周期性，外资持股比例的增加则会弱化该特征；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国有持股比例较高的银行会加强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外资股占比较高的银行则会削减短期贷款投放规模。

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主要有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方式。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将FDI 投资者采取灵活进入策略的情况也纳入考虑的三阶 段实物期权模型，分析了影响FDI 进入模式的相关因素。研究发现：（1）在 经济快速增长、市场需求波动较大的国家或地区，FDI 投资者倾向于选择绿 地投资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而在经济增长较慢、市场需求稳定的国家或地 区，FDI 投资者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2）东道国利用 外资的政策直接并显著影响FDI 进入模式的选择，外资倾向于按照东道国政 府鼓励的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3）相对于绿地投资方式获得的目标企业外 资通过跨国并购方式获得的目标企业有更快的增长速度和更大的规模。

新兴市场国家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股票市场的开发往往是其开放之路上的最后一道闸门。本文基于新兴市场的经验事实，从宏、微观层面系统阐述了股票市场开放后外资股东对新兴国家资本市场稳定所形成的各种正、负影响机制。现有研究发现外资股东对波动率的正负影响机制的还受到诸如监管水平、本土金融机构竞争力、市场经济发育程度、法制环境等外生变量的影响。现有研究认为中国股票市场的开放要注重保护好外资股东与其持股比例相称的股东权利，这样有助于在股票市场逐步开放的过程中保证资本市场的稳定。

股票市场的开放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至关重要而又不得不慎之又慎，新兴经济体的历次金融危机均引发学术界与实践界对国际资本流动是否是重要影响因子的讨论。本研究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利用1999-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月度面板数据，从微观层面讨论外资股东对所持股上市公司股票波动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持有H股、B股等流通股的外资股东对所在公司股票波动率具有正向影响，而持有不可交易股份的外资股东对所在公司股票波动率具有负向影响。研究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持有不可交易股份的外资股东因为各种因素在发挥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功能被严重抑制，同时其股份的高难度退出机制使得其则较为容易在二级市场形成冲击，从而提高股票波动率，而持有流通股的外资股东则不存在上述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