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失衡的实质是地区间的资本回报率差异。与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不同，本文发现投资限制才是经济外部失衡的根源，金融摩擦反而有利于降低外部失衡的规模。通过在HOM模型中引入投资限制与金融摩擦，分析表明政府对于民间资本的投资限制将导致民间资本难以进入供给不足的受控产品部门，只能集中于竞争性的一般产品部门。在导致投资不足和消费不足的同时形成产能过剩，降低了民间资本的回报率，形成出口竞争性产品输出过剩资本的格局。而金融摩擦的存在，会缓解一般产品部门投资与供应过剩的局面，从而降低外部失衡。本文认为解决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困境的有效路径为：首先放松管制，其次鼓励民间投资进入垄断性行业，最后再进行金融市场化改革。

首先分析了劳动力短缺的原因及制造业工资的变化趋势，然后构建了工资上涨对进出口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接着实证检验了工资上涨能否调整外部经济失衡。研究表明，工资水平的上涨对顺差的影响是负向的，工资上涨可以调整失衡，而且随着工资水平的上涨，影响是逐渐增大的。具体来看，工资上涨使得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从而带来出口的减少。而工资的上涨使得消费增加，从而带来进口的增加。另外，还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GDP、老龄化、储蓄率等因素对顺差及进出口的影响。最后，给出了中长期的政策搭配建议。

中国经历汇率制度改革后，外部经济失衡业已成为政府部门和外汇管理当局的“棘手”问题。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2000 年1 月~2008 年2 月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外汇储备累积带来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波动影响，借助ARCH 模型和TVP 模型进行动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外汇储备在长期内影响价格波动，而对产出的影响具有短期性；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波动系数为-0.09，外部失衡下经济高增长波动较小；反而低速增长时期的波动加大；而对国内宏观金融的影响则恰好相反（分别为0.08和0.689）；TVP 模型检验认为国内产出增加和FDI 流入都上是国际收支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而进口和外汇储备占款成为国际收支失衡量的重要影响因素。最后综合分析认为，借助汇率、利率、物价水平进行国际收支调节和外汇储备调整是当前解决“内外”经济平衡的关键。

随着我国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目标相互冲突的情况越来越多。本文以西方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政策配合理论为工具，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政策配合的实际情况与效果，得出：在我国汇率事实上是固定汇率的情况下，稳健的货币政策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基本实现了调节内外部失衡的目标。最后，针对政策配合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应让汇率杠杆发挥更大作用，以增强货币政策自主性，减少对财政政策依赖。 Abstract: Following the increase of openness in China,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targets of interior equilibrium and exterior equilibrium are more and more frequent. With the instrument of the theory of policy mix which developed since 1950s’ in the Occident, we analyze the practice and effect of policy mix in China after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virtual fixed foreign exchange regime, we conclude that the China’s policy mix between the prudent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proactive fiscal policy realize the most task of regulation of interior-exterior disequilibrium. In the end,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 during the policy mix, we suggest that we should let foreign exchange lever play more role to increase the independence of monetary policy, decrease the dependence on fiscal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