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合理评价基金业绩是满足培育一流投资机构这一国家重大需求的重要议题。现有的基于传统资产定价方法所构造的因子无法满足大数据时代高维特征决定基金业绩的市场环境。本文创新性地运用前沿的工具主成分分析法，从28个与基金业绩有关的特征中提取出隐性定价因子。本文发现，五因子隐性模型对基金和基金组合业绩的整体解释力度在样本内分别达到了81.85%和99.82%，这一整体解释力度在样本外分别为79.53%和99.74%。本模型对基金和基金组合的解释力从整体、时序、截面和相对误差每个角度都优于传统的显性因子模型。在识别隐性因子过程中，基金持仓股票的市值、换手率、营业利润、过往表现和基金过往业绩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隐性因子部分的定价能力同通货膨胀率、国债利率、宏观杠杆率、股债市场流动性和工业生产不确定性等常见的宏观周期波动有关。最后，基于以上发现，本文认为应当利用大数据多元化基金业绩度量体系，以优化散户投资者基金资产配置效率。

消费、投资和出口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推动GDP增长的三个主要因素。 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经济全球化面临逆流，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再加上疫情对我国进出口 贸易的冲击，消费的重要性更加突显。金融市场发展对居民消费有着重要影响。我国政府早 在2013年就提出了发展普惠金融的目标，随着普惠金融的推广和数字金融的发展，两者之间 产生了紧密的关联。数字普惠金融凭借数字化、广覆盖、低成本的优势给居民带来安全便捷 的金融服务，降低风险感知，提升收入感知，从而影响消费。因此，在新的发展格局下，研 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普惠指数的空间分布呈现地理和收入聚集性，且不同区域的居民 消费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而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迅速，居民收入水 平相对处于高位，居民消费需求前卫，层次更加多元化，因此，将我国东部地区作为研究重 点，探讨消费理论可以综合考虑更广泛的消费需求和层次，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当前经济新 环境下居民的消费行为和理论。 通过固定效应回归我们发现，总体上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增加中国东部地区居民消费 的正向效益，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促进东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通过机制分析， 我们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中间机制提升居民消费 需求。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异的影响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 水平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对城镇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农村居民。

本文在构建综合性金融周期指数的基础上，利用麦卡勒姆规则对金融周期与货币政策的互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金融周期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引起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促使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同时，出于金融周期的影响考虑，我国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具有较强的逆周期性，基于麦卡勒姆规则的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相对显著。为此，我国必须着力于推进以市场主体多元化、市场竞争有序化、金融监管法制化为重点的金融改革，以更好地消除金融周期波动所带来的外部冲击，不断增强货币政策推动实体经济增长的效果。

在财政预算约束下，地方政府普遍面临财权事权不平衡，需要预算外其他收入支持城市发展。本文将地方政府融资端和投资端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参考公司金融中资本结构相关文献，构建土地市场资本结构变量。根据实证研究发现，城投平台多元化投资对土地市场资本结构中土地抵押贷款占比具有显著正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多元化投资对土地市场资本结构的影响同地方政府特征具有紧密联系，政府对未来经济增长预期以及官员之间的关系均会通过多元化投资对土地市场资本结构产生影响。而通过对每个城投平台的研究发现，在土地市场资本结构中土地抵押贷款占比越高的地区，各城投平台多元化投资的规模越高，其破产风险越高，投资项目的失败率也越高。这一发现提醒我们，政府在参与产业投资时应注意其对土地市场的影响，避免土地市场资本结构中抵押贷款规模过高对城投平台造成不良影响。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整体视角，重点关注宗教异质性对跨境并购完成的影响，选取“一带一路”国家跨境并购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宗教因素是影响跨境并购完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两国之间的宗教差异和目标国内部的宗教多元化使得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交易成本增加，进而降低了并购完成的可能性，阻碍了并购过程，使得并购时间延长。进一步研究表明，宗教异质性对跨境并购完成的影响在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之间和其他“一带一路”国家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背景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引领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宗教异质性对跨境并购的影响机理提供支持。

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是我国商业银行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而资产管理业务已成为我国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的重要试验田。虽然理财子公司是新兴事物，但与其股东结构相似，产品结构相似的商业银行系基金公司已随着我国“影子银行”发展壮大。本文将通过剖析我国商业银行作为最大股东的基金公司的产品特点与优势，发现商业银行控股的基金公司更偏好发行债券型基金产品，其表现不但显著优于非银行系基金，而且与商业银行的属性相关 。本文证明上述债券型产品的超额收益源自于商业银行股东的信息优势，即商业银行体系内存在信息传导机制，使旗下基金可以利用大股东在信贷业务中积累的信息优势从信用评级较低的债券中择出提供稳定收益的债券，既能获得低信用等级债券的高收益率，又规避违约风险，提高收益水平。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引下，近年来企业之间的研发联盟日趋增多。本文以研 发联盟和创新活动都活跃的创业板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研发联盟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 作用机理。本文运用“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企业实施研发联盟对于创新具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在反映创新能力的多项指标方面，发生研发联盟的企业都强于未发生研发联盟的 企业;无论是使用新增专利数量、新增发明专利数量、技术多元化还是创新突破性指标，都稳 健地验证了研发联盟提升了企业创新能力。并且，研发联盟促进企业创新存在先递增后递减的 滞后效应。进一步发现，研发联盟的连续性对于企业创新具有学习效应。相对于一次性研发联 盟，连续性的研发联盟更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此外，研发联盟的治理结构对于企业创新具有调 节效应。相对于股权式研发联盟，以契约形式缔结的研发联盟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本 文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企业缔结研发联盟的协同效应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证据，并为政府 和企业着力提升创新能力提供了决策依据和政策建议。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adding bitcoin to an optimal portfolio (naïve, long-only, unconstrained and semi-constrained) of by relying on mean-CVaR approach in Chinese market. Then backtesting to compare the performance of portfolios with and without bitcoin for each scenario is performed. Results show significant but weak correlations between various asset classes and bitcoin, implying a more mature financial profile of bitcoin in China compared to that in the west. Backtesting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 of adding bitcoin to optimal portfolios is not consistent over the entire out-of-sample period. The naïve and the long-only strategy improved the risk reward ratio up until the late 2013 price-crash with no significant advantages thereafter. Shorting strategies on the other hand, with or without leverage, fail to produce more efficient portfolios when bitcoin is added, and this is consistent over the entire out-of-sample period.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semi-annual rebalancing amplifies the advantages of adding bitcoin to most portfolios except for the semi-constrained portfolio, although the weights analysis show significant shifts in weights which might not represent a feasible strategy in realistic scenarios.

基于广义超越对数函数，本文考察了 2006-2011 年间国内 76 家综合型证券公司 业务经营的范围经济效应。 研究结果显示， 国内证券公司经营过程中普遍存在范围经济效应， 并且大型证券公司的范围经济效应比中小型证券公司高。 为此， 本文提出证券监管部门应该 鼓励证券公司进行业务创新，减少对证券公司业务开展的限制；鼓励证券公司之间的兼并。 证券公司应该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完善内部管理机制。

本文就制度环境与中国民营企业家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地考察。我们发现，制度环境越好，民营企业家的幸福感越强。但是，制度环境的这种正面作用效果的程度在具有不同幸福感状态下的民营企业家中的表现是不同的。在幸福组的民营企业家中，这种正面效果相对较弱；在痛苦组的民营企业家中，这种正面效果明显更强。可见，一个公平、有效的制度环境，其政策含义不仅仅是在于锦上添花（即提高幸福组民营企业家的幸福感水平），更重要的是在于雪中送炭（即更加明显地降低和缓解痛苦组民营企业家的痛苦水平）。此外，我们还发现，（1）行业发展前景、规模、盈利状况、经济管理专业背景和收入水平等因素与民营企业家的幸福感指数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关系；（2）负债水平、多元化计划和公司历史等因素则与民营企业家的幸福感指数之间存在着显著负相关关系；（3）前述因素对幸福感作用效果的程度在幸福组和痛苦组的表现也有所不同；（4）在幸福组，持股水平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在痛苦组，持股水平与幸福感显著负相关，可见，持股水平会明显加大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幸福感波动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