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农民工的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城乡融合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而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突发性冲击会对其就业产生巨大的影响。文章基于“突发性冲击-农民工流动-农业再就业”的逻辑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论证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就业地点以及农业就业的冲击效应。研究发现：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劳动力供需变化与市场配置效率下降加大了农民工工资下行压力,带来了不利的收入效应；加之不确定性风险较高,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增大,县域内就业增加,农民工流动性下降；由于非农就业机会有限,农民工利用农业的劳动力蓄水池功能进行农业再就业,获得暂时的就业保障以抵御公共卫生风险。此外,城市的失业效应与劳动者的替代效应是突发性冲击影响农民工就业选择的潜在机制。据此,文章认为将更多农民工纳入就业保障体系,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农业现代化与农村产业融合,以及通过技能培训等加强对弱势农民工群体的救助和支持是保障农民工生计、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

普遍信任是影响包容性金融与产业转型升级耦合协调度的重要因素。利用中国1999-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对普遍信任与金融产业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普遍信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升包容性金融和产业转型升级耦合协调度。但普遍信任对金融产业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程度会受到普遍信任和经济制度水平的约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水平和人力资本的提高也可以有效提升包容性金融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耦合协调水平。建议除了大力发展金融和产业内部的相关因素外，还可以采取提升社会普遍信任水平，大力发展经济，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发展高等教育，多措并举，共同提升包容性金融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耦合协调度。

每个国家有能力创业并做大做强成为企业家的都是极少数人，企业家是宝贵的国家战略资源；他们发展需要资金，到资本市场融资，是国家人民利益所在，理所当然要支持。但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少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道德水准同普通群众没有太大不同，上市为了圈钱套也是有的。我国14亿人口，无风险识别能力群体庞大，股市散户主导；严监管，失去活跃度，企业难融资；放松监管，垃圾概念漫天飞。过去现在和将来很长时间内，二级市场都很难实现总体上的等价交换。过去上市的大多是国企，国有股减持还能充实社保，都是公共利益；存量股份二级市场简单全流通说得过去。而今来上市的是清一色的民营企业，越垃圾越贵越减持越涨，股市集腋成裘让极少数人一夜暴富，于情于理都说不通。眼下原始股上市流通的注册制已经行程近半，相关配套监管如不尽快跟上，近2亿个家庭、8亿人口的财富难免被极少数海内外机构和私人老板们反复收割，批量制造富翁大量制造新生贫困人口，整个国家社会阶层有形成目前香港倒金字塔型社会的危险：极少数人富可敌国，绝大多数人却贫穷潦倒，其后果党国家和人民无法承受。必须站在国家人民利益立场，寻求最大公约数。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市场改革要以国体政体为中心，要以等价交换和公平交易为条件，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证券市场既要大力支持企业家融资，发展经济，又要抑制其一夜暴富的利益冲动。建议证券市场注册制下辅以如下配套政策：非公有制企业上市增加骨干员工持股强制性条款，上市公司存量股份改大宗交易平台封闭流通，以强制信托责任大力发展负责任的爱国机构投资者，将新股上市审批权归还给人民，革新红利税，改造监管队伍，强化一定温度下的严监管，以持续现金分红能力作为退市主要依据。

如何缓解中小企业信贷困境始终困扰着中国的金融监管当局。本文选取中国各地区1999－2007年间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具体考察了银行业规模结构对中小企业银行信贷的影响。结果显示，相比大型企业，中小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更少、期限结构更短。同时，我们发现随着中小银行市场份额的上升，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银行信贷之间的差异随之缩小。这表明，在我国经济转型期间，大力发展中小银行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最后，我们发现中小银行市场份额的上升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银行与小企业有限理性的假设，运用演化经济学的非对称进化博弈方法分析了小企业融资问题，认为企业能否得到贷款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规模无关，而与企业项目的成功概率、抵押物的变现净额、企业贷款申请成本等高度相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小企业融资问题重点应放在建立利于小企业股权融资的金融体系与制度环境、大力发展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降低小企业融资成本等政策建议。

从融资租赁的角度来看我国的邮政储蓄改革。邮政储蓄运用其自身的优势并改变其劣势，邮政储蓄可大力发展我国目前还未成熟的融资租赁业，使融资租赁也促进迫切改革的邮政储蓄。

农业是容易遭受风险灾害的产业，农业保险作为为农业提高保障的工具亟待大力发展。我国农业保险深度和密度都远远不够，并且原有的体制正在瓦解，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农险体系。本文分析了农险的特点和难点，并参考国内外开展农业保险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建立合作制农业保险的可行性，并试图构建一种农业保险合作模式的框架。

本文建立了一个投资者－上市公司－监管者三方主体相互博弈的动态模型，考察中国股票发行市场化改革的历史演变和市场影响，说明管制放松为何会导致股票市场萎缩。由于监管机构需要平衡发行公司和短期投机者两方面利益，权衡他们的轻重缓急。监管机构一方面有很强的动力放宽标准，实现发行市场化，支持企业通过股票市场获得社会资金；另一方面，为了吸引投资者参与股票市场，同时还要维持社会政治安定，监管机构又必须给投资者必要的利益保护和激励。两个截然相反的目标，造成管制标准波动。这种关注短期稳定，放弃明确原则的监管思路，导致监管政策本身的摇摆不定。形成“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循环机制和动态均衡。本文的结论是：在股票市场参与者结构没有太大改变的情形下，放松管制会导致股票市场萎缩。实现从行政监管向市场化监管平稳过渡，需要同时改造上市公司结构和股票市场投资者结构，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和大盘绩优股。

从对世界各国金融体系演进的实证角度和理论分析，可以概括出“金融市场化”趋势。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层是指，在世界各国的金融体系中，资本市场相对于商业银行体系而言，规模越来越大，活跃程度越来越高；第二层含义是指，相对于商业银行而言，资本市场对于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金融功能，并以其架构精巧的杠杆体系推动着实体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金融市场化趋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和计划性财政资金配置相比，资源配置方式越来越多地通过金融市场进行，具体表现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及宏观储蓄结构的演变；二是，在金融体系内部，和商业银行相比，资源配置方式越来越多地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表现于证券化金融资产比率的上升。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一方面表明资源配置越来越多地采取金融市场配置方式，另一方面也表明，从静态看，中国的资本市场相对份额较低。中国金融市场化趋势的动因在于居民收入的资本化，即随着居民资产规模的累积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性质逐渐发生变化，已经不仅仅用于消费性支出和预防性储蓄，追求资本收益的资本性支出在居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出现逐渐上升的趋势。 金融的市场化趋势推动着中国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传统金融体系向以资本市场为中心的现代金融体系演进。因此在构建未来的中国金融体系时，必须把握三点：一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使其成为中国金融体系中最有活力的核心，发挥其对现代经济体系的杠杆推动作用；二是商业银行的发展要注重和资本市场对接，其业务创新应围绕资本市场这一平台展开；三是注重协调资本市场和商业银行的功能互补。

本文在分析不同种类投资基金具有的风险收益特征基础上，分别研究了保险资金、社保资金、企业年金、工商企业和中小投资者的不同风险收益偏好，为我国开放式基金产品创新指明了方向，并认为我国应该大力发展储蓄替代型基金产品、指数基金、LOF、ETFs、高科技行业基金、蓝筹股基金和债券基金。接着作者从流动性管理计划、资产匹配管理和负债管理等三个方面讨论了我国开放式基金流动性管理创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