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名人在资本市场上是否能通过其声誉机制起到提高公司业绩和促进公司治理的作用？这一问题一直以来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相关研究并不多见。本文通过手工整理的 2006-2018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关联的数据，研究娱乐明星关联对上市公司绩效和治理的影响，并探究上市公司建立该关联的动机。研究发现：（1）从短期来看，与明星建立关联的上市公司会有正的超额收益，且关联的明星名气越大、二者的关系延续时间越长，则其市场表现就越好。（2）从长期来看，关联公司的业绩并没有变好，且更可能进行财务重述和受到更多的行政处罚，这说明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的公司其治理水平变差。（3）建立娱乐明星关联可能是通过吸引散户投资者、分析师发布更为乐观的盈利预测和媒体报道更多的正面新闻而抬升了股价。（4）“股份减持”和“择时关联”是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的两大动机。一方面，在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后，大股东会进行更多的股份减持；另一方面，公司更倾向于在较差业绩的财务公告前和债券发行前宣布与明星建立关系 。本文的研究不仅从“娱乐明星”视角推进了“名人效应”的相关研究，也为理解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各种关系背后的动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本文也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监管部门如何监管和治理资本市场中与娱乐明星有关的乱象提供了参考依据和启示作用。

风险投资在最终退出阶段取得的收益以及对被投企业的影响长期以来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空白点。通过对2007年-2017年A股新上市公司公开市场交易中大股东的减持收益进行测算，并对风险投资最终退出对被投资公司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发现：风险投资减持可以获得比其他大股东减持更大的上市日至减持日的购买并持有异常收益率（BHAR）和减持期累计异常收益率（CAR），风险投资的实力越强，风险投资减持的收益越大；在高铁直通和风投投资人出任董事的情况下，风险投资可以获取更大的减持收益，形成了“监管逆转”现象；通过信息操纵，盈余管理和财务违规等途径，风险投资获取了更大的减持收益，实现了风险投资对被投公司的“价值剥削”，造成了风投退出后被投公司的业绩下滑。本文对于风险投资最终减持阶段的行为刻画具有重要贡献，对于全面认识风险投资最终退出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对于解读中国发展现实丰富国外经典金融理论具有重要启示。

风险投资在最终退出时是否获取了超额收益，退出后对被投资公司有何影响，是目前国内外风险投资研究领域之中的空白点。本文在测算 2007-2019 年 A股新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收益的基础之上，对风险投资最终退出所获收益以及对被投资公司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风险投资减持可以获得比 其他大股东减持更大的上市日至减持日的购买并持有异常收益率（BHAR）和减持期累计异常收益率（CAR），风险投资的实力越强，风险投资减持的收益越大；在高铁直通和风投投资人出任董事的情况下，风险投资可以获取更大的减持收益，形成了“监管逆转”现象；通过信息操纵，盈余管理和财务违规等途径，风险投资获取了更大的减持收益，实现了风险投资对被投公司的“价值剥削”，造成了风投退出后被投公司的业绩下滑。本文对于风险投资最终减持阶段的行为刻画具有重要贡献，对于全面认识风险投资最终退出的影响具有较强现实意义。

本文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内部人交易与盈余预测误差的关系，进而，鉴于有效 地公司治理能够保护外部投资者利益，约束内部人自利行为，本文还分析了公司治理对内部 人交易与盈余预测误差敏感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针对管理层增持，公司偏好盈余预测 低估；针对管理层及大股东减持，公司偏好盈余预测高估。此外，公司治理能够显著影响内 部人交易与管理者盈余预测误差的敏感性，即针对管理层交易，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及财务总监交易本公司股份比例越高，以及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时，基 于管理层增持、减持的公司盈余预测低估、高估偏好显著增强；针对大股东交易，当董事长 或总经理来自交易大股东单位及其在交易大股东单位领取薪酬时，当交易性大股东中包含控 股股东时，以及交易性大股东之间制衡度较低时，基于大股东减持的公司盈余预测高估偏好 显著增强；当非交易性大股东对交易性大股东制衡度较高时，基于大股东减持的公司盈余预 测高估偏好显著降低。

本文研究了“大非”、“小非”解禁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时机与管理者盈余预测时机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大股东减持时机会影响管理者盈余预测时机偏好，即在大股东减持前，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的偏好显著增强，在大股东减持后，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的偏好显著减弱；另一方面，大股东能够利用公司盈余预测时机及属性选择减持时机， 即在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后， 大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偏好显著增强，在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前，大股东减持偏好显著下降。此外，在考虑公司治理影响时，大股东减持前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的偏好显著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