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MLF常态化运作后，我国基础货币投放转向抵押品本位框架，十年期国债利率出现"加息灵敏联动、降息单边钝化"的非对称阻滞特征。本文构建四部门DSGE模型，匹配2006—2024年宏观月度面板与银企微观面板，综合运用NARDL、Bootstrap链式中介、内生门限回归等方法开展实证检验，并引入美、德、法、日四国构建跨国安慰剂对照。研究发现：不动产抵押框架通过存量M2锁定与银行负债淤积两条渠道推高M1-M2剪刀差，货币分层是降息传导受阻的核心中介闸门；2015年制度切换引发传导结构永久性塑性跳变，短端利率始终维持对称。微观面板验证了银行信贷配置倾斜与企业活期调整两类底层行为，跨国安慰剂检验证实长端钝化并非间接融资体系共性特征，而是不动产抵押货币制度的独有摩擦。本文据此提出短期逆周期调控与中长期多元抵押锚建设分层方案。

2014 年我国货币信用体系实现信用创造机制范式转型，正式进入以不动产为核心载体的抵押品经济时代。本文识别出中国不动产抵押品的核心结构参数，将其定义为不动产抵押品非对称乘数（Collateral Asymmetry Multiplier，CAM），其中枢估计值为2.37，95%置信区间为[2.16，2.55]。研究选取2001—2025年宏观数据，构建内嵌时变摩擦的不动产抵押品经济模型，综合采用 Bai-Perron 断点检验、NARDL非对称协整模型与历史地理外生工具变量实证识别。检验结果显示，2014年是信用锚转型的显著结构性断点；不动产抵押品下行收缩效应为上行扩张效应的2.37倍，高市场化区域强度放大至3.02倍；不动产抵押品价值波动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抑制居民可选消费与企业投资，动产融资体系缺失持续放大非对称冲击。基于 CAM 参数的识别，提出差异化区域化宏观审慎方案，为信用周期调控提供量化依据。

西方租售比、房价收入比模型在中国房地产市场长期存在适用性缺陷。本文立足宏观审慎监管视角，构建以 "套" 为计价单位、名义 GDP 增速与商品房整体交易率为双锚的 CMH 估值模型。依托 2000—2019 年官方官方数据的检验显示，该框架确立的双向阈值 ——0.56-0.60 的过热预警区间、1% 交易率的过冷底线 —— 与历次房地产调控的政策时点高度吻合，能够为逆周期调控提供可量化、可复现的参考依据。

2014 年我国货币信用体系实现信用创造机制范式转型，正式进入以不动产为核心载体的抵押品经济时代。本文识别出中国不动产抵押品的核心结构参数，将其定义为不动产抵押品非对称乘数（Collateral Asymmetry Multiplier，CAM），其中枢估计值为2.37，95%置信区间为[2.16，2.55]。研究选取2001—2025年宏观数据，构建内嵌时变摩擦的不动产抵押品经济模型，综合采用 Bai-Perron 断点检验、NARDL非对称协整模型与历史地理外生工具变量实证识别。检验结果显示，2014年是信用锚转型的显著结构性断点；不动产抵押品下行收缩效应为上行扩张效应的2.37倍，高市场化区域强度放大至3.02倍；不动产抵押品价值波动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抑制居民可选消费与企业投资，动产融资体系缺失持续放大非对称冲击。基于 CAM 参数的识别，提出差异化区域化宏观审慎方案，为信用周期调控提供量化依据。

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是构建高水平开放型金融新体制的基本要求。本文以美国货币政策为切入点，先从实证角度分析美国加息对我国产出的影响，然后构建包含跨境金融关联的两国DSGE模型，定量分析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及应对之策。研究发现，美国加息1个百分点使中国产出下降约0.4个百分点，其中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分别使中国产出下降0.2个百分点。分析作用机制发现，UIP偏离机制使金融中介净值波动和汇率波动相互强化，外部融资溢价机制使金融中介净值波动和企业净值波动相互强化，正是这两个机制放大了美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开放度越高和汇率越缺乏弹性，美国加息冲击对我国变量的传导效应越显著。基于不同的福利函数特征，本文构建了统一的政策评估框架，对宏观审慎政策和双支柱调控应对美国加息冲击的有效性作出了精准评估。结果表明，无论是针对国内金融机构信贷监管的宏观审慎政策还是针对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相关的宏观审慎政策，均能降低美国加息的溢出效应，且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与汇率制度无关。在联合最优政策组合下，货币政策无需对名义汇率作出反应，外汇市场要强化价格调控淡化数量干预。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相互协调搭配下，双支柱调控通过维护经济金融稳定具有显著的社会福利增进效应。本文为构建高水平开放型金融新体制，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政策启示。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呈现出逆周期波动的特点，与现有理论不一致。通过构建包含企业金融化行为与房地产市场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本文对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实体经济趋于恶化时，面对预期投资收益率的差距，企业减少生产性投资，通过购买金融产品将资金投向房地产市场，引起房地产市场与实体经济的背离，进而放大了经济波动。进一步的政策分析表明，纳入房地产价格的货币政策规则能够改进福利，但政策效果较弱；盯房地产价格、盯企业金融化程度和盯金融深化的宏观审慎政策更能有效地降低房地产价格波动，并改善社会福利。

随着金融系统风险的不断增大，宏观审慎政策如何应对资产泡沫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一个具有理性资产泡沫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重点讨论了金融风险增大情况下，资产泡沫的成因及其宏观效应。我们从理论上证明，资产泡沫一方面有利于缓解融资约束带来的流动性短缺，从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金融摩擦引致的资源错配；另一方面，资产泡沫本身又会加大整个金融系统风险，从而对宏观经济造成威胁。将刚性兑付引入基准模型后，我们发现对高风险金融资产的刚性兑付会导致流动性充裕的投资者过度投机而引起所谓的“刚性泡沫”，泡沫资产的需求和价格与刚性兑付力度呈正向关系。进一步分析表明，“刚性泡沫”在改善流动性短缺的同时，又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挤出效应。因此，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救助行为面临取舍，并且最优救助力度随金融系统风险的增大而降低。尤其是当金融系统风险足够大时，最优救助力度可能为负，即，最优政策干预应该打压资产泡沫的交易。以上分析表明，在高金融风险与资产泡沫并存的情况下，针对资本市场的救助政策需谨慎执行。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两类厂商的 DSGE 模 型，并在中央银行部门引入传统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以及三种包含状态转变 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分析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各种政策工具单独使用或协调搭配 的效果。研究发现，在仅使用一种政策的情况下，与不含状态转变的政策相比，包 含状态转变的政策能更快地熨平经济波动; 在五种政策工具中，再贷款利率政策 最有助于经济稳定，而定向降准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则可以较好地兼顾经济稳定 和产业升级两个目标。在使用多种政策的情况下，包含状态转变的政策通过适当 组合，可以改善单一政策造成的短期经济波动，从而更好地兼顾多重目标的平衡 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本文立足于中国双支柱调控框架，系统地梳理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影响银行流动性创造的风险承担机理，并选取 2015-2018年上市商业银行和公司为样本，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货币政策、宏观审慎、风险承担、流动性创造和企业产出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货币政策价格型工具和宏观审慎工具可抑制由数量型工具引发的银行风险承担与流动性创造水平变化系统性风险增大会增加表外流动性创造风险承担是双支柱监管影响银行流动性创造的重要渠道之一流动性创造可通过信贷额度 增加企业营业收入。因此，降低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的内在冲突，提高银行稳定性，有助于增强流动性创造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支持 。

中央银行的最优货币政策要考虑金融稳定，这就需要全面了解商业银行针对货币政策行为而对风险所采取的态度。货币政策传导的风险承担渠道开始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风险承担渠道的研究不仅涉及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效率，而且对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建立含有金融摩擦的最优货币政策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通过FAVA R模型，基于中国的2000-2012 年的非平稳面板数据，考察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我们的结论是，在一个不可预期的货币政策冲击后，银行的风险承担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说明我国存在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这些发现表明：从金融稳定的角度，我国的货币政策并不是完全中性的，同时，我国的中央银行负有宏观审慎监管系统性风险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