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通过构建 DSGE 模型，分是否存在零利率下限约束两种情况探讨了供给和需求冲击对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发现与不存在零利率下限约束的情况相比，当面临零利率下限约束时，由于“费雪效应”的存在会从两方面改变供给和需求冲击对一国产出、消费、劳动、通胀率和实际利率等经济变量波动的影响：一是会改变对一些变量影响的方向，二是从影响的程度来看，零利率下限约束存续的期限越长经济变量波动的幅度也越剧烈。随后我们分析了我国零利率下限约束的特征事实，认为我国自 2004 年以来先后经历了一个受零利率下限约束和不受零利率下限约束的时段，并应用时变参数模型对比分析了上述两个时段内供求冲击下我国产出等经济变量的动态响应轨迹，结果基本证实了上述理论分析的结论。最后，基于本文的分析我们也对当前国内外环境下我国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基于我国32家商业银行2003-2011年的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银行信贷行为对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反应，并考察了股权结构变化对其所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银行业的信贷总量增速和中长期贷款占比表现出逆周期特征，短期贷款比例与之相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国有股占比的提高均会强化银行信贷总量增速的逆周期性，外资持股比例的增加则会弱化该特征；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国有持股比例较高的银行会加强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外资股占比较高的银行则会削减短期贷款投放规模。

针对广泛应用的时间序列相似性比较方法—包络线距离法因刚性判别边界导致的缺陷，引入模糊集合对该方法中的两个判别边界进行模糊化，减少判别结果对于边界参数值的敏感性，增加了判别方法的稳定性。实验结果表明，改进后的方法的判别效果有较大改善，在宏观经济波动源的经济意义识别应用中做了有益尝试。

增强银行经营的稳健性，减少银行信贷亲周期效应对实体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宏观经济波动下商业银行的资本缓冲调整行为进行了理论分析，并采用2000—2010年我国45家商业银行的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面对宏观经济波动，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缓冲呈现出显著的逆周期调整特征，并且其主要是通过增加资本净额的方式实现的，另外，不同特征商业银行的资本缓冲逆周期调整行为表现出较大差异，国有银行和大型银行资本缓冲的逆周期特征显著弱于其它类型银行。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各国带来了难得的机遇，直接促进了各国经济不同程度的快速发展，但各国的不一致性政策导致了今天全球经济潜伏着巨大危机，汇率的稳定性将成为各国政府治理本国经济和分享经济全球化成果的重要手段。本文建立了小型开放经济模型，采用贝叶斯分析技术，研究了在Ramsey 最优均衡下，汇率的稳定性目标机制与最优货币政策之间关系。分析表明：汇率的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依赖于货币政策所选择的基于无时间视角的政策体制，在Ramsey 均衡下，选择最优政策机制能够保持低通胀和汇率的波动，但是产出波动幅度会增大，而在汇率稳定性货币政策机制下，通胀，产出和汇率的波动都比其他政策机制要小；在实证数据上，我们对比了最优政策，汇率稳定，价格稳定以及实际数据拟合的宏观经济体系，我们发现汇率稳定性货币政策机制是更加趋近于最优政策，汇率稳定性目标是货币政策确保经济稳定性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重要目标。同时，本文利用开放经济汇率与一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特性，分析得出开放经济下的最优通货膨胀率为零边界的一个狭小的区域，此时的货币政策最有利于执行汇率的稳定性目标。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各国带来了难得的机遇，直接促进了各国经济不同程度的快速发展，但各国的不一致性政策导致了全球经济潜伏着巨大危机，汇率的稳定性将成为各国政府治理本国经济和分享经济全球化成果的重要目标。本文建立了小型开放经济模型，采用贝叶斯分析技术，研究了在Ramsey最优均衡下，汇率的稳定性与最优货币政策之间关系。分析表明：汇率的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呈现紧密关系，平抑汇率的波动不仅需要一国合理的汇率管理体制，更需要一贯性的政府货币政策的作用，在Ramsey最优均衡体制下，汇率的稳定性目标机制可以降低宏观经济波动，提高社会福利效应，在间接标价法下汇率与本国利率之间反向最优，贝叶斯后验的结果验证了汇率稳定性目标货币政策机制下，各变量的最优响应更加趋向于最优均衡。同时，本文利用开放经济汇率与一国货币政策的传导特性，研究汇率稳定性与一国通货膨胀的关系，分析得到开放经济下的最优通货膨胀率为零边界。

本文利用随机贴现因子的框架探讨了外汇风险溢酬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本文的理论推导证明，外汇风险溢酬取决于两国的经济波动与两国经济波动的相关程度。本文的经验研究表明：当两国经济平稳，两国经济波动相关性很高时，外汇的风险溢酬将近似于零均值白噪声；而当经济危机爆发时，汇率风险溢酬将表现出巨大的波动。

中国经历汇率制度改革后，外部经济失衡业已成为政府部门和外汇管理当局的“棘手”问题。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2000 年1 月~2008 年2 月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外汇储备累积带来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波动影响，借助ARCH 模型和TVP 模型进行动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外汇储备在长期内影响价格波动，而对产出的影响具有短期性；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波动系数为-0.09，外部失衡下经济高增长波动较小；反而低速增长时期的波动加大；而对国内宏观金融的影响则恰好相反（分别为0.08和0.689）；TVP 模型检验认为国内产出增加和FDI 流入都上是国际收支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而进口和外汇储备占款成为国际收支失衡量的重要影响因素。最后综合分析认为，借助汇率、利率、物价水平进行国际收支调节和外汇储备调整是当前解决“内外”经济平衡的关键。

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平稳增长，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求从战略高度审视经济波动问题，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优先目标。本文通过构建基于要素投入、货币供应与中国经济波动的AKM模型，采用1953-2004年样本序列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脉冲响应函数（IRF）以及Granger Causality Test，实证检验了资本投入、技术进步、货币供应波动与经济波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资本投入波动是经济增长波动的主因，货币供应量波动次之，技术进步引致的经济波动则更为平缓和持久。在较短的时期内，资本存量和货币供应波动更容易引致宏观经济波动，且波幅较大，而技术冲击则从更长的时期内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影响。此外，我国技术进步并不内生于经济增长以及货币供应非中性的推论也值得重视。最后，文章就如何实现我国经济平稳增长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内容摘要：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平稳增长，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求从战略高度审视经济波动问题，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优先目标。本文通过构建基于要素投入、货币供应与中国经济波动的AKM模型，采用1953-2004年样本序列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脉冲响应函数（IRF）以及Granger Causality Test，实证检验了资本投入、技术进步、货币供应波动与经济波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资本投入波动是经济增长波动的主因，货币供应量波动次之，技术进步引致的经济波动则更为平缓和持久。在较短的时期内，资本存量和货币供应波动更容易引致宏观经济波动，且波幅较大，而技术冲击则从更长的时期内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影响。此外，我国技术进步并不内生于经济增长以及货币供应非中性的推论也值得重视。最后，文章就如何实现我国经济平稳增长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Abstrac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bjectives of Chinese economic develoment is to keep GDP growing fastly and stably. Realizing this objective, We must survey the problem of economic fluctuation from a strategic view and treat it as the basic and prior go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rough formating AKM model and appling VAR IRF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 with 1953-2004 data, this paper finds:the main reason of economic fuctuation is capital input and money supply follows. In a short term, the fluctuation caused by capital input and money supply is more easier and stronger, while technology impulse always causes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 softly and durable in a long term. Otherwise we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non-neutrality character of money supply and the non-endogenesis of technology progress . Finally this paper raises some brief countermes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