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投融资缺口是制约人类气候适应进程的全球性难题，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是我国现阶段应对气候风险冲击提升经济韧性的重要议题。本文构建嵌入气候适应型财政货币政策的气候灾难风险模型，考察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的产生机理以及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缩小缺口的效果。研究发现：第一，气候灾难风险冲击增大、金融摩擦上升会扩大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第二，气候适应再贷款政策通过降低金融摩擦产生的信贷风险溢价，气候适应补贴政策通过定向补贴气候适应性投资的边际收益，分别从金融供给侧和企业需求端缩小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第三，气候适应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有效缓解气候灾难风险对经济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两类政策对经济金融系统的支持效果存在差异，并且政策协调搭配具有更强的经济金融稳定效果。第四，为完全弥补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气候适应再贷款和气候适应补贴的最优政策支持力度需要根据气候灾难风险冲击大小动态调整。两类政策均能够提高社会福利，并且政策协调搭配相较于单一政策具有更高的社会福利增进效果。

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从而提升气候韧性，是现阶段推进气候适应性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本文首先在动态测度气候韧性的基础上，为气候适应性投资提升气候韧性的效果提供初步证据；然后构建嵌入气候适应型财政货币政策的气候灾难风险模型，考察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的产生机理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效果。最后进一步讨论最优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力度与政策组合。研究发现：第一，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显著增强经济的抗气候风险冲击能力以及冲击后的反弹能力，有效提升气候韧性。但由于银行、企业道德风险以及气候适应性技术约束的存在，气候适应性投资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由此产生。第二，气候再贷款政策通过缓解银行道德风险引起的贷款利率溢价；气候适应补贴通过补偿适应性技术门槛产生的投资调整成本，能够有效缩小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但企业道德风险会削弱两类政策的实际效果。第三，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有效缓解气候灾难风险对经济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其中气候再贷款政策的效果主要体现在金融层面，气候适应补贴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更加显著。第四，为完全弥补气候适应性投资的缺口，最优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力度随着气候灾难风险升高需要不断增强。但气候再贷款政策会受到零利率下限的约束，过低的气候再贷款利率不利于社会福利改进，气候再贷款政策搭配使用气候适应补贴政策能够更好地增进社会福利。

投资者对宏观经济风险的评估如何影响资产价格一直是实证资产定价的难点之一。已有研究指出新闻文本会改变投资者对宏观经济的判断和预期进而影响股价，但如何有效提取与宏观经济风险相关的文本叙事信息来解释或预测资产价格变动，尚未达成共识。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中国七家专业财经媒体的新闻报道数据，首次结合人工智能前沿领域的BERT大语言模型来测度新闻叙事注意力信息，然后利用稀疏工具主成分（Sparse IPCA）估计影响基本面的状态变量和影响资产价格的叙事定价因子。基于A股市场的实证检验发现：第一，本文利用新闻文本估计的状态变量对于消费、产出、国债收益率等宏观经济指标具有显著的预测效果，这表明新闻叙事蕴含着影响经济运行的信息。第二，相比CAPM、三因子等基准模型，基于新闻文本构建的叙事因子模型能更好地解释资产错误定价现象，并对未来资产价格的变化有更强的预测能力。第三，与基于关键词的文本分析方法（如LDA主题模型）相比，利用BERT提取文本信息可在保证因子模型简约性的基础上获得更优异的定价效果。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解释资产横截面收益差异有新的启示，同时为应用大语言模型于经济金融学研究抛砖引玉。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是当前经济环境下,政府为减轻企业资金压力、带动扩大有效投资、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而做出的重要举措,因而科学评估留抵退税政策的经济效应对进一步优化税收优惠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 2013—2021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 2018 年增值税留抵退税试点政策对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就业规模,该结论在进行动态效应分析、安慰剂检验、排除其他同时期政策影响以及替换模型设定形式四个维度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留抵退税的就业创造效应主要通过缓解企业流动性约束实现。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融资约束高、劳动密集型、税收征管强度大的企业促进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员工占比和员工工资水平,但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无显著影响。文章结论为政府部门通过留抵退税政策实现“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金融不确定性与经济下行风险之间的关系，并结合实证研究进行检验。理论模型基于风险积累渠道描述了金融不确定性通过干扰银行部门正确预期的形成，影响其主动风险承担水平，并最终影响经济下行风险的传导机制。实证部分基于 Jurado et al（2015）的大数据方法构建金融不确定性指数，并使用分位数回归从宏观层面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扩张波动期的金融不确定性对中长期经济增长左尾分布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是由于扩张波动期的金融不确定性会使银行部门预期向好偏差，银行部门将提高其主动风险承担水平，从而增加中长期经济下行风险；紧缩波动期的金融不确定性将使银行部门预期向坏偏差，进而导致其主动风险承担水平下降，但该风险积累渠道发挥的作用较弱，此机制下金融不确定性对中长期经济下行风险的抑制作用不明显。

发展绿色金融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但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并不深入，研究“多而不精”、理论基础模糊、理论框架欠缺。本文通过系统性地梳理绿色金融的理论渊源、学说脉络和前沿趋势，提出绿色金融的核心议题是以金融手段促进经济的绿色发展。这一核心议题在宏观层面直接关系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在微观领域涉及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社会责任理论。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金融的“绿色功能”假说，并给出了一个基于一般均衡理论的“绿色金融的经济学基准模型”。这一基准模型有效地连接了绿色金融的微观运行机制和宏观经济效应，不仅能够实现多种扩展、用于政策分析，而且从理论层面指明了未来研究的方向、为绿色金融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思路。

本文首先通过构建 DSGE 模型，分是否存在零利率下限约束两种情况探讨了供给和需求冲击对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发现与不存在零利率下限约束的情况相比，当面临零利率下限约束时，由于“费雪效应”的存在会从两方面改变供给和需求冲击对一国产出、消费、劳动、通胀率和实际利率等经济变量波动的影响：一是会改变对一些变量影响的方向，二是从影响的程度来看，零利率下限约束存续的期限越长经济变量波动的幅度也越剧烈。随后我们分析了我国零利率下限约束的特征事实，认为我国自 2004 年以来先后经历了一个受零利率下限约束和不受零利率下限约束的时段，并应用时变参数模型对比分析了上述两个时段内供求冲击下我国产出等经济变量的动态响应轨迹，结果基本证实了上述理论分析的结论。最后，基于本文的分析我们也对当前国内外环境下我国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在金融科技与数字货币的冲击下，“央行数字货币”成为近年来的国际热点，也是我国央行目前的研发重点之一。由于该领域的研究与讨论大多始于 2017 年，目前国内缺乏相关的学术研究与国际经验总结。基于近年的国际最新进展，本文首先总结了“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概念、属性与类型，其中“银行间市场数字现金”是针对批发市场所开发的 CBDC，“居民的央行数字账户”与“居民的数字现金”则是针对零售市场所开发的CBDC；其次，本文梳理了我国央行数字货币（DC/EP）的设计理念， DC\EP 是针对零售市场的居民数字现金，并加入了“双层运营体系”与“分级限额”等特殊设计；最后，本文对比其他国家的研发进展与相关计划，提出政策建议，包括加大我国对批发市场 CBDC 的研发力度、充分考虑零售市场 CBDC 对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的潜在影响、增强我国央行对CBDC 的信息公开程度等。

随着金融系统风险的不断增大，宏观审慎政策如何应对资产泡沫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一个具有理性资产泡沫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重点讨论了金融风险增大情况下，资产泡沫的成因及其宏观效应。我们从理论上证明，资产泡沫一方面有利于缓解融资约束带来的流动性短缺，从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金融摩擦引致的资源错配；另一方面，资产泡沫本身又会加大整个金融系统风险，从而对宏观经济造成威胁。将刚性兑付引入基准模型后，我们发现对高风险金融资产的刚性兑付会导致流动性充裕的投资者过度投机而引起所谓的“刚性泡沫”，泡沫资产的需求和价格与刚性兑付力度呈正向关系。进一步分析表明，“刚性泡沫”在改善流动性短缺的同时，又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挤出效应。因此，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救助行为面临取舍，并且最优救助力度随金融系统风险的增大而降低。尤其是当金融系统风险足够大时，最优救助力度可能为负，即，最优政策干预应该打压资产泡沫的交易。以上分析表明，在高金融风险与资产泡沫并存的情况下，针对资本市场的救助政策需谨慎执行。

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顺周期特征加剧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受到学界和业 界的广泛关注， 监管机构逐步要求银行采取前瞻性的计提策略以应对贷款损失准备的顺 周期特征，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银行是否考虑当前经济政 策不确定性，对贷款损失准备进行前瞻性计提? 本文选取 2004—2017 年中国 126 家商业 银行数据，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影响。 实证分析发现，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显著正相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大，贷款损失准备计 提越多，在考虑地级市领导人更替、银行高管更替、宏观经济层面遗漏变量，以及使用工具 变量的内生性分析后，结果保持稳健。 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效应在上市银行、外资持股比 例较高、中小银行中表现更为明显。 从银行风险管理角度的机制分析发现，不良贷款越多、 风险储备越少的银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越多，说明风险预 防动机是其主要目的。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银行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增加计提，有 助于稳定银行收益、降低银行破产风险。 本文的研究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为中国 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