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具有显著状态依赖特征，其强度和路径随经济周期、金融条件与市场预期动态调整。本文结合叙事符号约束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与平滑迁移局部投影(ST-LP)，基于2006年3月至2025年12月的中国宏观经济月度数据识别外生货币政策冲击，考察不同周期阶段的非对称传导效应，并从利率、信用和预期渠道分析其机制。研究发现：第一，货币政策具有显著经济周期非对称效应，相比扩张期，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收缩期对产出和通胀的促进作用更强，但冲击初期存在时滞；第二，利率渠道在两种状态下均有效传导，收缩期宽松政策能推动信用扩张，但信用利差未同步收窄；第三，预期渠道主体分化，企业信心在收缩期明显改善并与产出修复呼应，消费者信心响应较弱。这为完善逆周期宏观调控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宏观经济学长期面临主流模型测算自然利率与实体真实回报显著背离的“利率鸿沟”困境，传统HLW滤波、DSGE等方法在2020年代低增长、高债务环境中已普遍失效。本文基于无套利均衡原理，构建包含家庭、企业、金融中介的三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推导出自然利率白箱测算公式，提出“自然利率即实体经济长期盈利盈亏平衡线”核心命题，构建与BIS、IMF等国际标准全面衔接的五维债务健康度评价体系。为使盈亏平衡线在经验上可直接观测，本文以同口径利息保障倍数（ICR=规上工业利润/规上工业财务费用）并取得31个省份23个年度的完整面板（其中2010—2024年可加总校验，31省加总与全国值基本一致，15个可比年份中14年比值恰为1.000），以及3944家上市公司的微观面板。检验得出三项发现：投资对利率缺口的响应始终不显著，而对付息安全度的响应稳健为正；付息安全度的效应存在门槛，省级与企业级两个独立样本分别得到3.971与3.905，相差仅0.066，脆弱区内效应约为安全区的3.36倍；此外，在驱动因素排序中，收入与需求始终构成主约束，脆弱区内需求侧的标准化效应约87%，付息线即便被激活也仅约13%。 由此，本文的核心命题确立为：不存在单一、普适的自然利率，存在的是分层约束结构——需求侧为始终起作用的主约束，盈亏线为条件性的次级约束，仅在利息保障倍数低于门槛值时被激活。需要预先说明的是，即便盈亏线被激活，其作用也显著弱于需求侧，因此它并非可直接用作政策锚的单一基准。据此本文给出三个读数：作为硬天花板的生存底线、作为政策临界点的约束激活线，以及实际政策利率。2024年三者分别为25.8%、6.49%与3.34%。缓冲区间呈两段式变化：2015—2020年平均1.58个百分点，2021—2024年扩大至3.69个百分点，这一变化为近年降息效果减弱提供了量化解释。

中国宏观经济长期存在一组结构性矛盾：货币供给总量持续扩张，制造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流动性约束并未同步缓解，应收账款回收期居高不下，融资成本下行节奏明显滞后。现有研究多在“实体—金融”二元框架下讨论脱实向虚问题，忽略了债务履约具备法定刚性、优先偿付的特殊属性，难以解释总量宽松与结构性紧缺并存的现象。本文回归费雪交易方程的全口径内涵，将广义交易拆解为实体生产、金融资产交易与债务履约三个层级，构建三层流速分析框架；借鉴结构力学弹塑性变形逻辑，结合企业两期现金流约束模型内生推导实体流动性的非线性断裂阈值。基于2000—202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综合运用门槛回归、强度双重差分、马尔可夫区制转换、局部投影与工具变量法展开检验。研究发现：样本期内债务交易层流速持续显著高于金融层与实体层，传统单一GDP口径对真实货币流通压力存在系统性低估；债务流速存在约15.4%的临界阈值，突破阈值后对规上工业应收账款回收期的挤压强度呈非线性放大，且塑性断裂区间具备强粘性与低可逆性，总量型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明显衰减；小微企业对应的断裂阈值更低、受冲击强度更大，弹塑性机制具备全域普适性。本文从流量分层视角拓展了资金脱实向虚的理论分析体系，可为地方债务长效治理与结构性货币政策设计提供量化依据。

气候投融资缺口是制约人类气候适应进程的全球性难题，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是我国现阶段应对气候风险冲击提升经济韧性的重要议题。本文构建嵌入气候适应型财政货币政策的气候灾难风险模型，考察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的产生机理以及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缩小缺口的效果。研究发现：第一，气候灾难风险冲击增大、金融摩擦上升会扩大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第二，气候适应再贷款政策通过降低金融摩擦产生的信贷风险溢价，气候适应补贴政策通过定向补贴气候适应性投资的边际收益，分别从金融供给侧和企业需求端缩小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第三，气候适应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有效缓解气候灾难风险对经济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两类政策对经济金融系统的支持效果存在差异，并且政策协调搭配具有更强的经济金融稳定效果。第四，为完全弥补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气候适应再贷款和气候适应补贴的最优政策支持力度需要根据气候灾难风险冲击大小动态调整。两类政策均能够提高社会福利，并且政策协调搭配相较于单一政策具有更高的社会福利增进效果。

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从而提升气候韧性，是现阶段推进气候适应性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本文首先在动态测度气候韧性的基础上，为气候适应性投资提升气候韧性的效果提供初步证据；然后构建嵌入气候适应型财政货币政策的气候灾难风险模型，考察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的产生机理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效果。最后进一步讨论最优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力度与政策组合。研究发现：第一，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显著增强经济的抗气候风险冲击能力以及冲击后的反弹能力，有效提升气候韧性。但由于银行、企业道德风险以及气候适应性技术约束的存在，气候适应性投资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由此产生。第二，气候再贷款政策通过缓解银行道德风险引起的贷款利率溢价；气候适应补贴通过补偿适应性技术门槛产生的投资调整成本，能够有效缩小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但企业道德风险会削弱两类政策的实际效果。第三，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有效缓解气候灾难风险对经济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其中气候再贷款政策的效果主要体现在金融层面，气候适应补贴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更加显著。第四，为完全弥补气候适应性投资的缺口，最优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力度随着气候灾难风险升高需要不断增强。但气候再贷款政策会受到零利率下限的约束，过低的气候再贷款利率不利于社会福利改进，气候再贷款政策搭配使用气候适应补贴政策能够更好地增进社会福利。

投资者对宏观经济风险的评估如何影响资产价格一直是实证资产定价的难点之一。已有研究指出新闻文本会改变投资者对宏观经济的判断和预期进而影响股价，但如何有效提取与宏观经济风险相关的文本叙事信息来解释或预测资产价格变动，尚未达成共识。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中国七家专业财经媒体的新闻报道数据，首次结合人工智能前沿领域的BERT大语言模型来测度新闻叙事注意力信息，然后利用稀疏工具主成分（Sparse IPCA）估计影响基本面的状态变量和影响资产价格的叙事定价因子。基于A股市场的实证检验发现：第一，本文利用新闻文本估计的状态变量对于消费、产出、国债收益率等宏观经济指标具有显著的预测效果，这表明新闻叙事蕴含着影响经济运行的信息。第二，相比CAPM、三因子等基准模型，基于新闻文本构建的叙事因子模型能更好地解释资产错误定价现象，并对未来资产价格的变化有更强的预测能力。第三，与基于关键词的文本分析方法（如LDA主题模型）相比，利用BERT提取文本信息可在保证因子模型简约性的基础上获得更优异的定价效果。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解释资产横截面收益差异有新的启示，同时为应用大语言模型于经济金融学研究抛砖引玉。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是当前经济环境下,政府为减轻企业资金压力、带动扩大有效投资、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而做出的重要举措,因而科学评估留抵退税政策的经济效应对进一步优化税收优惠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 2013—2021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 2018 年增值税留抵退税试点政策对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就业规模,该结论在进行动态效应分析、安慰剂检验、排除其他同时期政策影响以及替换模型设定形式四个维度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留抵退税的就业创造效应主要通过缓解企业流动性约束实现。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融资约束高、劳动密集型、税收征管强度大的企业促进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员工占比和员工工资水平,但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无显著影响。文章结论为政府部门通过留抵退税政策实现“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金融不确定性与经济下行风险之间的关系，并结合实证研究进行检验。理论模型基于风险积累渠道描述了金融不确定性通过干扰银行部门正确预期的形成，影响其主动风险承担水平，并最终影响经济下行风险的传导机制。实证部分基于 Jurado et al（2015）的大数据方法构建金融不确定性指数，并使用分位数回归从宏观层面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扩张波动期的金融不确定性对中长期经济增长左尾分布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是由于扩张波动期的金融不确定性会使银行部门预期向好偏差，银行部门将提高其主动风险承担水平，从而增加中长期经济下行风险；紧缩波动期的金融不确定性将使银行部门预期向坏偏差，进而导致其主动风险承担水平下降，但该风险积累渠道发挥的作用较弱，此机制下金融不确定性对中长期经济下行风险的抑制作用不明显。

发展绿色金融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但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并不深入，研究“多而不精”、理论基础模糊、理论框架欠缺。本文通过系统性地梳理绿色金融的理论渊源、学说脉络和前沿趋势，提出绿色金融的核心议题是以金融手段促进经济的绿色发展。这一核心议题在宏观层面直接关系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在微观领域涉及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社会责任理论。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金融的“绿色功能”假说，并给出了一个基于一般均衡理论的“绿色金融的经济学基准模型”。这一基准模型有效地连接了绿色金融的微观运行机制和宏观经济效应，不仅能够实现多种扩展、用于政策分析，而且从理论层面指明了未来研究的方向、为绿色金融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思路。

本文首先通过构建 DSGE 模型，分是否存在零利率下限约束两种情况探讨了供给和需求冲击对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发现与不存在零利率下限约束的情况相比，当面临零利率下限约束时，由于“费雪效应”的存在会从两方面改变供给和需求冲击对一国产出、消费、劳动、通胀率和实际利率等经济变量波动的影响：一是会改变对一些变量影响的方向，二是从影响的程度来看，零利率下限约束存续的期限越长经济变量波动的幅度也越剧烈。随后我们分析了我国零利率下限约束的特征事实，认为我国自 2004 年以来先后经历了一个受零利率下限约束和不受零利率下限约束的时段，并应用时变参数模型对比分析了上述两个时段内供求冲击下我国产出等经济变量的动态响应轨迹，结果基本证实了上述理论分析的结论。最后，基于本文的分析我们也对当前国内外环境下我国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