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实施包括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在内的“逆周期”财政调节政策对促进企业劳动力雇佣、实现“稳就业”目标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从产业关联度视角出发，基于2010-2016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债务置换政策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务置换具有“稳就业”效应，并且与政府关联度更高的基建行业受到债务置换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债务置换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欠款偿还缓解企业流动性约束，改善企业预期等机制促进企业劳动力雇佣。本文的研究对准确评估2024年开始的新一轮债务置换政策效果，优化“逆周期”财政政策设计、实现“稳就业”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以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金融开放对企业产品竞争力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的产品竞争力，此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主要通过两条路径来提升企业产品竞争力，一是竞争压力倒逼效应，推动企业实施产品差异化战略和提升创新能力，重塑竞争优势。二是资源配置效应，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改善融资环境和拓展出口渠道，帮助企业实现要素升级，进而增强产品竞争力；（3）异质性检验发现，政策效果在资本密集型行业、盈利能力低及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低样本中更为显著。本文丰富了金融开放对企业影响的实证研究，为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提供了微观证据。

摘 要：随着互联网与电子贸易的发展，用户的个人隐私保护机制已成为当今社会的热点议 题之一。本文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选取2021年《个 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以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并以机构投资者和分析师关注度为 中介变量构建机制分析。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后，实验组比对照组的每年专利数量增量减 少了 12.4%。《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短期内对企业获职数据的能力造成限制，因此会抑制数 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的创新活动。此外，机制分析表明《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过抑制机构持 股比例和分析师关注度进而抑制企业创新，这一结论与异质性检验结果一致，即尽管长远看有助 于构建健康数字经济环境，该抑制效应短期内在国有高数字化转型水平企业及非四大审计的企业 中更为显著。

近年来，中国面临“资本外流”与“通缩压力”并存的独特现象，即国内货币购买力上升（通货紧缩）与对外汇率持续承压并存。这种“内升外贬”现象与经典经济学理论的购买力平价说相悖。为应对这一现象，文章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包括发展新质生产力、实施收入对冲机制、推动“商品+服务”双顺差、打通政策孤岛、构建内外联动制度体系、实施资本管制的“非对称开放”、开启跨境支付新赛道等。这些措施旨在通过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型向规则输出型转变，从被动防御向主动造局转变，最终实现经济发展范式转变。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以及环境容量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升级、无实际控制人现象在上市公司中逐渐增多。无实际控制人企业引发的内外部治理结构对碳排放强度会产生何种影响呢？本文基于代理理论，以2007-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无实际控制人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无实际控制人企业的碳排放强度更高。内部治理结构如股权制衡、管理层持股有助于显著降低无实际控制人企业的碳排放强度，外部治理机制如建立环保法庭和实施低碳城市的试验政策，使得碳排放强度显著降低。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改善无实际控制人企业的碳排放强度提供了经验证据，拓展了代理理论的适用范围，基于无实际控制人视角丰富了碳排放管理的相关研究。

在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工作持续推进和投融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从专精特新认定的视角探讨其对企业的投资促进效应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2015—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和新三板挂牌公司为样本，将2019年开始分批实施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认定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专精特新认定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作用机制和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专精特新认定会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且这一效应在投资过度企业、小规模企业、北交所和新三板上市、地区政策响应度高和行业“小巨人”密集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专精特新认定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和抑制经营不确定性，进而提升了企业的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专精特新认定抑制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提高了企业价值，并推动了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此外，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对未获得认定的企业不存在挤出效应；失去认定资格的企业对同行其他企业非效率投资具有威慑作用；专精特新认定存在供应链溢出效应。本文研究有助于揭示专精特新认定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溢出效应，为进一步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基于2000-2024年手工收集的IPO公司上市前的现金分红数据，系统考察了上市前现金分红与公司长期市场表现的关系。研究发现，（1）上市前实施高额现金分红的公司，其IPO后长期市场表现显著较差，这一负面效应在成长型公司和融资约束较高的公司中尤为突出；（2）通过构建考虑公司盈利能力、成长性、规模及杠杆水平的超额分红指标，发现超额分红公司的IPO前分红水平与上市后长期表现呈显著负相关，而分红不足公司则呈现微弱的正相关关系；（3）IPO前超额分红行为通过挤占公司资本性支出、降低投资效率等渠道削弱了企业的增长潜力。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公司股利政策的经济后果研究，也为完善新股发行监管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碳交易体系（ETS）通过市场机制以缓解碳排放问题，但是同时也会给相关企业增加额外的成本。自2005年欧盟ETS运行以来，各国ETS的推行对企业全球资源配置的影响亟待深入探讨。本文以BVD-Zephyr全球企业并购数据库在2002-2019年间超过18万个并购事件作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DID）的方法，分别从跨境并购数量和跨境并购财务表现两个方面检验了东道国ETS实施对企业跨境并购的影响及其渠道。实证结果显示，ETS实施导致东道国的跨境并购交易规模显著减少，表明企业在进行跨境并购时会采取规避行为，从而可能造成潜在的碳泄漏。此外，ETS的实施会降低通过跨境并购进入东道国企业的财务绩效。进一步分析发现，ETS推行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其中碳密集型行业往往承担更高的成本，从而受到更大的冲击；而ETS实施所带来的风险则可能是影响企业决策和财务绩效的重要原因。本研究为气候变化的实际经济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为那些已经引入ETS、或者计划引入更严格气候政策的国家提供了决策参考。

影子银行监管政策旨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推动金融强国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构建了一个同时面临流动性约束和影子银行监管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以《资管新规》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14-2022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基于银行理财产品视角探究影子银行监管对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影响。本文基于上市公司贷款数据识别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贷关联，并结合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数据构建企业对银行理财产品的敞口指数。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前对银行理财产品敞口较高的企业在此后的信贷可得性明显降低，且该效应在信用风险较高的企业、无四大国有银行贷款的企业、与银行信贷关联较为单一的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企业中表现更加突出；机制分析表明，《资管新规》实施前对理财产品依赖程度较高的银行在此后的非流动性资产持有比例显著降低，资产端流动性囤积水平明显上升，该效应通过银企信贷关联传导至企业并导致其信贷可得性降低。本文厘清了影子银行监管政策影响企业信贷融资的内在机制，为金融强监管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评价中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本文基于企业面板数据全面考察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对企业债券到期收益率和企业信贷融资成本的影响。首先，基于企业债券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开市场操作所形成的政策利率（以下简称 OMO 利率）对企业债到期收益率存在显著的正向乘数效应。其次，基于上市企业财务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OMO 利率对企业信贷融资成本存在显著的正向传导效果。最后，非对称性的研究结果表明，OMO 利率上升对债券到期收益率的推升效果显著大于下降时的降低效果。本文的研究证实了，从实体经济角度而言，公开市场操作是高效率的货币政策实施工具，其所形成的OMO 利率是有效的货币政策测量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