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企业 ESG 表现对绿色创新绩效可能的影响及其机制，并以 2009—2021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 ESG 表现的绿色创新效应。从机制分析发现，ESG 表现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从拓展性研究发现，ESG 表现的三个子维度都有助于提升绿色创新绩效，且公司治理表现的提升效应最强；ESG 表现不仅提高企业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独立绿色创新绩效，还可提升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合作绿色创新绩效。

企业通过跨国并购在全球配置创新资源,并通过协同创新带动技术进步,这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适应科技创新交叉融合模式的重要路径之一。文章构建了创新活动突破企业边界的跨国并购理论模型,并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对协同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跨国并购促进了企业与其他研发主体之间的协同创新,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企业内部增加研发投入、外部拓展海外市场和建立战略共享渠道这三个途径得以实现。此外,跨国并购的协同创新效应会受到企业内部特征、外部环境和并购交易行业特征等因素的影响。文章的研究为中国企业通过国际化战略来构建协同创新发展模式,以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借助外循环来提升国内创新能力提供了新的思路。

要实现国内消费的长期增长,需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自 2001 年中央政府颁布“两为主”政策以来,流动儿童在父母流入城市的义务教育入学问题有了显著的改善,但异地中考和高考的问题日益突出,绝大多数省份的异地高考政策都要求随迁子女在当地拥有三年高中学籍,能否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是更为前置的问题。据此,文章试图从随迁子女异地中考政策的视角,基于城区人口 100 万以上城市的随迁子女升学政策进行实证检验,分析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城市消费的制度性约束。结果显示,异地中考政策的限制造成了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留居不消费”现象加剧,当子女年级越接近中考时,在异地中考门槛越高的城市,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城市的消费越低,且这一抑制作用对中等学历、城镇户口、男孩家庭和流入超大、特大城市的家庭作用更大。机制检验表明,异地中考政策主要通过降低流动人口家庭的家庭教育期望和改变子女留守选择这两个机制来影响消费。综上,文章认为,应继续推进随迁子女升学政策的改革,进一步保障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权利,激发流动人口消费的热情与活力,这对缓解经济下行叠加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多重负面影响下的需求收缩,刺激城市经济复苏具有重要作用。

文章在“不利冲击—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经济韧性”的框架下分析中国经济遭遇不利冲击时保持强劲韧性的制度根源。当经济遭遇不利冲击时,政府凸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并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作用,将有限资源进行再配置,支持和扶持受冲击地区或者城市,对冲不利冲击的负面影响,使得经济快速恢复增长,从而保持经济韧性。文章采用地震这一不利冲击,运用 CRITIC-熵权 TOPSIS 模型测算出 1997—2020 年经济韧性和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检验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实证分析发现：（1）地震对经济韧性的负面冲击为 5.830 个百分点,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 6.452 个百分点；（2）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存在地区差异,南方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 12.423 个百分点,北方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 5.500 个百分点；（3）政府部门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 2.381 个百分点,银行部门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 3.746 个百分点,企业部门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 2.218 个百分点；（4）南方地区三个部门的对冲效应均高于北方地区,而且南北地区银行部门的对冲效应均最高,其次是政府部门的对冲效应,企业部门的对冲效应最低。上述发现是稳健的,从而揭示了制度适应性效率对中国经济保持强劲韧性的关键作用。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性制度建设和基本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是经济韧性形成的重要原因。

实现区域间技术要素的联通、转移与高效配置,需要破除阻碍技术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文章基于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机理,结合政府职能转变视角,通过观测 199 个城市之间技术要素流动的 39 402 种可能的路径,构建城市间“匹配流动模型”,实证分析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城市间技术要素流动的影响。论证指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可以使创新主体建立广泛的交流合作,促进技术要素的创造、运用及转化,实现其经济价值。从城市层面来看,具有较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城市能够吸引更多技术要素流入,该城市的技术要素也会更多地被其他城市接收。同时,城市间技术要素流动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和“虹吸效应”,即技术要素会更多在制度性交易成本较低的城市之间流动,并且制度性交易成本相对较低的城市的技术要素净流出更少。进一步的作用 机制分析表明,当地理距离和交通基础设施等客观因素导致的交通运输成本较低时,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可以更显著地促进技术要素在城市间流动。此外,当城市所处地区的创新创业活跃程度较高,对技术要素的需求较大时,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可以更加显著地促进技术要素流动及供需匹配。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为“科斯定理”在技术市场中的应用提供了新的证据,探析了针对技术要素配置的科斯定理的内涵,可以为当前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公共服务提供理论依据,并为促进技术要素自主有序流动的改革举措提供政策参考。

本文在中国股票市场中，针对上市公司公告文本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机器学习方法进行信息提取，研究了上市公司公告信息与资产预期回报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渠道。本文首先依据监督式训练方法构造了基于公告的文本情感词典，并以此为基础使用机器学习方法对公告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其次，本文探究了公告效应的预测来源，并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本文研究发现，基于机器学习的公告文本情感倾向能够显著正向预测股票收益，在全样本中多空投资组合的平均年化收益达到了 20.04%。公告效应在小规模、成长型公司中溢价显著；与国企相比，民营企业的公告效应更显著。在对公告效应的来源分析中，本文发现金融机构关注度和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公司，公告效应相对较弱，而散户投资者的关注度会加强公告效应。

作为一种环境治理的新工具,中央环保约谈制度建立的初衷在于解决属地化环境管理体制下政策执行低效而导致的治理失灵问题,而中央环保约谈的震慑效应及其持续性有待进一步检验。文章基于我国 2005 —2019 年 28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和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中央环保约谈的震慑效应及其持续性。研究发现：第一,中央环保约谈有效降低了本地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具有显著的直接震慑效应；第二,中央环保约谈对空间关联地区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产生了负向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近邻震慑效应；第三,中央环保约谈的直接震慑效应不具有持续性,但近邻震慑效应随时间不断持续和增强；第四,机制分析表明,在风险规避和价值创造的双重作用下,中央环保约谈对空间关联的被约谈城市产生了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文章聚焦于震慑效应,拓展了环保约谈的研究视角,对环保约谈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具有实践启示。

伦敦金属交易所（LME）镍期货价格在2022年3月7日至8日两个交易日暴涨，令我国青山控股集团持有的镍套期保值空头浮亏惨重，成为又一起企业参与境外衍生品交易被国际资本狙击的风险事件。本文对“青山事件”狙击活动进行了详细案例分析与解构，从狙击动机、客观条件、市场环境、狙击策略四个维度提出了可用于分析期货市场狙击事件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交叉套保令青山集团实物交割能力弱成为被狙击的客观条件，地缘政治风险引发的低水平镍库存的市场环境进一步限制了青山集团的库存掌控能力和交割能力。LME合约设计令交易仓位和动机暴露，LME交易制度令短期价格操纵等狙击行为更具便利性，并可据此推断出本次狙击的合约、时间、价格拉动手法等狙击策略。大类持仓报告的分析揭示出本次狙击的本质可能是对镍资源的争夺战。最后，本文利用事件分析法证实了2022年3月7日镍期货价格暴涨并非基本面因素支撑而是交易因素驱动的价格异常。本研究结合案例分析、数据分析和实证分析的多种范式，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对于识别狙击风险，识别市场操纵，更好的评估相关风险并做好早期预警和防范具有重要价值。

推动高耗能产业集聚的绿色发展，是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关键之一。基于黄河流域9省区2005-2020年的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高耗能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黄河流域高耗能产业集聚显著加剧了环境污染，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高耗能产业集聚加剧了黄河流域的能源消耗，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且技术创新效应不明显，因此高耗能产业集聚对环境质量的负外部性影响更加突出。异质性分析发现，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这三类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加剧作用最为显著。本文为黄河流域高耗能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提供理论分析和实证证据，并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双碳”目标下企业的绿色投资及风险管理策略受到预期碳价格变动的影响，并且绿色投资最优决策需要企业权衡投资不足的机会成本和绿色债务无法偿还的违约成本。考虑外部融资风险和随机流动性冲击，本文建立一个理论模型，量化研究碳价格对企业最优绿色投资规模和绿色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机制。碳资产可被质押使得碳价格在直接影响违约边界的同时，也通过影响绿色投资规模间接影响企业的违约边界，且模型发现由于碳价格对企业违约概率和违约成本的非对称影响，碳价格对信用风险的直接影响大于间接影响。理论结果与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碳价格的提高能够改善绿色投资企业的信用风险，降低绿色债券信用利差；存在碳价格的高低双重门槛来决定企业的最优绿色投资决策，当碳价格低于影子价格时，随着碳价格的提高，最优绿色投资规模增加、现金持有水平降低，而当碳价格处于显著大于影子价格的较高水平时，碳价格的提高反而降低最优绿色投资规模、提高现金持有水平；此外，当碳价格分别大于和小于高低门槛值时，企业绿色债券信用利差随着绿色投资规模的增加而分别相应地增加和减少。本文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碳定价机制对企业绿色投资决策和绿色债券定价所发挥的作用与微观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