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分析了劳动力短缺的原因及制造业工资的变化趋势，然后构建了工资上涨对进出口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接着实证检验了工资上涨能否调整外部经济失衡。研究表明，工资水平的上涨对顺差的影响是负向的，工资上涨可以调整失衡，而且随着工资水平的上涨，影响是逐渐增大的。具体来看，工资上涨使得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从而带来出口的减少。而工资的上涨使得消费增加，从而带来进口的增加。另外，还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GDP、老龄化、储蓄率等因素对顺差及进出口的影响。最后，给出了中长期的政策搭配建议。

对宏观变量是由确定性趋势所主导还是由随机趋势所主导的区分涉及预测精度以及潜在数据生成过程的认知理念等问题。在不考虑结构变化条件下，大多宏观序列是单位根过程的观念被广为接受，但结构变化是数据的常见特征，并且相当一部分都是平滑转换的渐变过程，本文重在强调将这种效应考虑在内时单位根观念的认知需要扭转。文章用傅立叶级数逼近的方法拟合含有结构变化的序列，与先前研究不同的是在处理突变方式上把对突变位置和突变方式的估计转化为恰当频率的选择问题。对中国15个代表性宏观时序的考察说明只有股票价格、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有充分的理由被认为是单位根过程的实现，而其他变量——包括实际GDP和进出口——被视为平滑转换的趋势平稳过程更为合适。这意味着排除掉平滑转变的结构变动后，中国的经济周期确实是围绕在确定性趋势上的波动，具有较长持续性效应的冲击不是整个噪声扰动，而仅是造成结构变化的历史事件。在政策内涵上，本文的结论支持了由政府主导的意在改善基本面的大型冲击是有可能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发挥积极作用的观点。

当出口在一国经济中占重要地位时，汇率调整就会对就业产生重要影响，在此过程中其传导渠道备受关注。文章构建测算传导渠道的模型，发现：人民币汇率变动通过出口需求、资源配置和效率渠道对就业产生影响，其中出口需求渠道的作用最强，效率渠道的作用次之，资源配置渠道的效应最弱。但资源配置渠道的影响效应为正，即汇率升值通过资源配置能带动就业；而出口需求和效率渠道的影响效应为负，即汇率升值将通过出口需求和效率变动减少就业。文章据此提出在当前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应采取何措施缓解实际汇率变动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汇率制度的改革一直是发展中国家与国际接轨的核心业务。中国现行汇率制度的最大特点是由多种货币构成的，因此从理论上讲，人民币有效汇率更能真实反映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总体竞争力和实际购买力的综合状况。本文介绍了基于ESTAR结构的KSS非线性单位根检验分析法，并连同ADF和PP检验一起对我国实际有效汇率进行了实证，KSS检验结果表明，非线性过程更为有效的体现了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过程，我国实际有效汇率符合购买力平价理论。这说明现有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正逐步达到市场有效性。

本文利用局部调整模型对我国的货币需求函数进行了定量估计。估计结果表明，实际产出、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股票市价总值以及货币替代率均对我国的狭义和广义货币需求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进一步地，我们计算出我国的实际货币缺口，以此考察我国实际货币供求状况的变动特征及其与实际利率、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的影响关系。分析表明，我国近年来的利率和汇率政策仍然是以稳定通货膨胀为主要任务的，但仅仅通过利率调整或者人民币升值均不能有效地改善我国的货币供求状况，并且在稳定通货膨胀方面的效果也不理想。

本文认为，关于中国的汇率制度，建立汇率目标区机制乃是一种合乎理性的选择。汇率目标区的基准汇率应选择均衡汇率，理论上这种均衡汇率应是能同时反映一国内外部均衡的汇率。从现实看，实际有效汇率似乎是计算均衡汇率最恰当的基础。均衡汇率其适用价值的大小关键还体现在其相对基期的选择上。事实上，基期选择的恰当与否，将直接影响对汇率高估或低估的评价，从而影响汇率目标区上下限的确定乃至汇率的有效调控。

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大大加快了，这使中国获得一个更为开放的市场，同时也使中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在这个资本流动迅速、信息网络便捷、国际竞争激烈的时代，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国际间流动的资本成为了当今世界经济中最为活跃的力量。但是在这股力量中也隐藏着令人担忧的安全性问题，其中资本外逃就是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无法忽视的一个影响金融安全的重要问题。在我国，越演越烈的资本外逃不仅部分抵消了我国引入外资的作用，同时也成为了我国经济的一大隐患。要消除这一隐患，只有正确认识资本外逃的现状、成因和控制方法，才能保证在金融一体化的浪潮中有效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促进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 在阅读了大量关于资本外逃的国内外文献后，笔者发现国外学者对资本外逃的成因和其作用过程提出大量新观点，而国内学者在对我国资本外逃的研究中，还未充分运用一些新的观点来解释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而且目前还没有把理论发展、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各方面结合起来专门研究我国资本外逃动因的文章。因此，本文把研究的范围限定在了我国资本外逃动因分析上，充分借鉴外国学者对资本外逃成因及其作用机理的研究成果，集中对我国资本外逃的动因进行了分析。 本文首先介绍了资本外逃的相关理论的发展历程，并重点研究了几个关于资本外逃动因的经济理论，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资本外逃的现状，对我国资本外逃的成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并根据我国存在的资本外逃的主要动因，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本文的结构基本如下： 第一章按照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对关于资本外逃动因的理论进行了一个简要的回顾，从上个世纪初金德伯格在《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一书中提出的资本外逃的“避险说”，到68年格鲁贝尔用国际资产组合理论对外逃的解释，再到80年代经济学界涌现的大量关于资本外逃的理论如：汗和哈克提出的不对称风险理论，伊格提出的秘密货币学说，卡丁顿的资本外逃“投机说”，杜利提出的“规避管制说”，EATON关于私人债务国有化前提下资本外逃机理的模型等等.文章还简介了我国学者在资本外逃方面的部分研究成果，以时间为序勾列出了资本外逃动因理论的基本发展历程。 第二章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研究了几种受学界关注的资本外逃动因的作用机理，从理论的层面上对资本外逃动因进行了分析。一是根据伊格•沃尔特的“秘密货币”理论中提出的收益、风险和保密性之间的关系对进行国际资产投资组合的影响，分析了上述三个因素对国际间资产组合的作用机制，清晰地揭示了三种因素引起资本国际间流动（包括在可自由流动和存在管制两种条件下）的机理，说明了资本外逃实际上是资产持有者在这三个因素的作用下，为实现自身福利最大化而进行国际间资产组合的一个经济后果。 二是阐述了国际资产组合理论中分散化问题对资本外逃的作用机理。由于随着资产分散化程度的提高、资产相关程度的降低，资产组合的风险能得以有效的降低，因此，居民为了在保持一定收益水平的条件下降低资产的风险，就会尽量在国际间进行资产组合，从而引起资本的国际间流动，当这种资本流动受限时，就会导致分散化动机引起的资本外逃。第三节用税收不对称模型揭示了当国内外资本面临不同的待遇时，引发资本外逃的作用过程：内外资的不对称税收政策→内外资税后收益率的不同→居民资本外逃。 为了进一步分析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第三章对我国资本外逃的现状进行研究：首先在众多关于资本外逃定义的基础上，对我国资本外逃的范围进行了限定，认为在存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我国的资本外逃应为未经批准的、违法违规的资本外流，是超出政府实际控制范围的资本流出；接着文章对计算资本外逃规模的三种方法进行比较，选用了经过调整的余额法来对我国资本外逃的规模进行估算（表3-1），并考察了我国资本外逃规模的基本发展趋势；最后文章对我国资本外逃的渠道进行了考察，总结出六类外逃的方式。 第四章在前三章的基础上，结合关于资本外逃动因的理论和我国的现状，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我国资本外逃动因进行深入分析。第一节运用了第二章介绍的相关理论，从收益、风险、保密性、分散化需求和不对称税收政策等方面考察了中国资本外逃的原因和作用过程，总结出影响我国资本外逃的主要因素，包括：国内外实际利差、内外资政策的不对称性、汇率风险、财政赤字及通货膨胀风险、政治风险、资产分散化动机、保密性、以及外汇管制造成的“老鼠夹子效应”。在第一节规范分析的基础上，第二节首先提出了基本的回归模型（*）式，并引入了相关的可量化变量，然后运用Eviews软件，用1982-1999年18年的数据，就利率、汇率、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经济增长率、不对称税收政策等因素对资本外逃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证明对我国资本外逃有显著影响的可量化因素包括：滞后一期的财政赤字FIS（-1）、滞后一期的通货膨胀率INF（-1）、我国实际有效汇率EX、中美实际利差I、我国名义利率R、中国内外资税收政策的不对称性DUM。同时，通过实证还发现经济增长率GROW这一因素对资本外逃也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 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对我国资本外逃动因进行分析后，我们不禁要问：资本外逃的发生究竟会对一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该运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控制资本外逃、消除其不良影响？第五章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该章首先从资本外逃对一国经济的一般影响机制入手，分析了资本外逃对降低国家信用、影响一国国际收支平衡、通过收入再分配效应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对一国金融市场的不良影响，然后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资本外逃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认为资本外逃会在削弱我国经济发展后劲、抵消扩张财政政策的效果、动摇居民对人民币的信心、助长腐败等方面给我国经济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充分说明了控制资本外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二节在前面各章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我国资本外逃的动因及其影响机理，对症下药，提出了1、继续推进金融深化，完善金融体制；2、采取有效的措施抑制通货膨胀；3、制定合理的外资政策，避免政策不对称性引起资本外逃；4、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加大打击腐败、经济犯罪等的力度；5、尽快明确私人合法财产受《宪法》保护的地位；6、坚持稳定的汇率政策和确实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7、加强外汇管理；8、通过国际协调来抑制或管理外逃资本等八条建议，以对我国资本外逃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监督、消除资本外逃对我国经济的不良影响。 本文在分析资本外逃动因这一问题上，注意了国外理论发展与我国实际相结合、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既充分运用了理论的有用部分，又不照搬理论，对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本文运用定义、列举、比较、实证等多种分析方法，系统阐述了我国资本外逃的各种成因，并提出了从根源上控制资本外逃的一些政策建议。但是由于笔者本身的局限性和这个问题的深广性，文章仍存在许多不足，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

本文采用社会核算矩阵技术，从一般均衡分析角度，以2005年中国社会核算矩阵为冲击对象，在以实际有效汇率为基础形成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假设前提下，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进行了情景分析，主要研究结论是：第一，人民币升值并不会改变中国的贸易顺差状况，同时，可以改善自1999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状况恶化的现状；第二，FDI对人民币升值呈中性特征，但人民币升值对国际游资具有一定的吸引作用；第三，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居民消费水平的结构升级；但是，人民币升值有可能会加大贫富差距，对当前的严峻就业形势无疑会“雪上加霜”；第四，人民币的升值对提高政府收入水平、增加中国的总体经济的存量水平是十分有利的；第五，人民币升值无论是对采用支出法还是采用收入法计算得到的GDP的影响都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