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迅猛，新型金融组织、业态和产品不断涌现，给传统的机构型分业监 管模式带来了重大挑战，中国金融监管进入大变革时代。在 2017 年 11 月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后， 2018 年 3 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调整原来的 “一行三会” 为 “一委一行两会”。此番改革的核心在于加强监管 协调，引入功能监管和强化审慎监管，但仍然保留了以行业为基础的分业监管体制。在监管逻辑上，应当借鉴 经济学的丁伯根法则和公共选择理论，金融监管应当以统筹防范金融风险为中心，根据金融风险的分类界定监 管政策目标，配置相应的政策工具，最大限度地利用协同效应和减少冲突效应，并保障监管部门有能力抵制相 关利益集团的负面影响。在改革路径上，虽然没有在根本上变革监管模式，但这符合我国现阶段金融特点和市 场发展水平，值得充分肯定; 但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监管体制应当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具体国情， 进行监管模式的转变和创新，从分业监管完全转为混业监管。在混业监管模式中，不宜采用将各个分业监管机 构简单合为一体的统合监管模式，而应采用目标 ( 双峰) 监管模式，按照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的目标差异划分 监管职责和设立监管机构。

中央银行的最优货币政策要考虑金融稳定，这就需要全面了解商业银行针对货币政策行为而对风险所采取的态度。货币政策传导的风险承担渠道开始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风险承担渠道的研究不仅涉及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效率，而且对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建立含有金融摩擦的最优货币政策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通过FAVA R模型，基于中国的2000-2012 年的非平稳面板数据，考察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我们的结论是，在一个不可预期的货币政策冲击后，银行的风险承担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说明我国存在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这些发现表明：从金融稳定的角度，我国的货币政策并不是完全中性的，同时，我国的中央银行负有宏观审慎监管系统性风险的责任。

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危机及目前治理的困境已经成为次贷危机检讨的重要内容之一。经历近30多年发展,宏观审慎逐渐成为系统性风险治理的新框架,并构成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宏观审慎监管体制需要确立中央银行在系统性风险治理方面的主导地位,并进一步加强对微观审慎监管的整合。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法律改革应引入宏观审慎监管以代替金融稳定,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地位,建立宏观审慎监管的决

金融体系内的系统性危机及目前治理的困境已经成为次贷危机检讨的重要内容之一。经历近30 多年发展, 宏观审慎逐渐成为系统性风险治理的新框架, 并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宏观审慎监管需要监管工具的创新,主要包括构建风险预警机制、创新逆周期监管工具及改革最后贷款人制度等。我国应引入宏观审慎监管以代替金融稳定, 完善系统性风险治理的监管工具。

2004年“831大限”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一个全新的增长期，房地产逐渐成为国民 经济支柱产业。房价快速上涨的同时是投资的迅速加快，2009年房地产投资对于全国 GDP增长的贡 献超过20%，而在部分一线城市这一份量甚至达到40%。本文在Abraham（1995）关于影响房地产价 格增长率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基本面计量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建立房地产价格投机度模型。 模型将房地产增长率分为由基本面因素驱动的价值与由投机度驱动的泡沫值两部分，动态地刻画 了基本面的增长、投资（投机）的推动以及泡沫的修正等宏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完整的房 地产周期，有效地梳理了房地产增长中的理性与泡沫成分。结合中国国情，我们定量分析了 M2 增长对于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周期中的泡沫成分的高度敏感性，并结合动态模拟，显示在未来 M2 增速可能的稳步回落对房地产价格冲击。基于此，我们提出稳定当前房地产价格增长率势在 必行，否则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平稳性的保障难度将更大。同时，我们的研究为监管部门应对 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提供了基于房地产市场的有效依据。

宏观审慎监管的核心观点是一国监管当局不仅要关注金融体系的微观风险，还要注重其系统性风险。目前，宏观审慎监管已成为国际金融监管变革的最新趋势，其主要内容包括：防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加强跨市场和跨行业的监管力度、引入反周期资本监管措施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因此，在国际金融监管变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金融市场的发育状况和转型经济体的特殊国情，分析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监管对我国金融监管变革的启示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各市场主体都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道德风险已成为金融稳定的重大隐患。监管者在审慎监管中防范道德风险具有重要地位与作用。公司治理、市场约束、强制监管、法治路径的相互配合，能有效防范道德风险，进而促进金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