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利用CHFS（2019）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移动互联网可及性能显著提高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概率和占比；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家庭是否参与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方面，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对低收入、城镇户口、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家庭的影响程度更大；在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占比方面，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对低收入、乡村户口、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家庭影响程度更大；机制分析显示，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可通过提高金融素养、增强投资便利性和增加家庭总收入，进而提高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概率和程度。根据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了一些可行的政策建议。

过去十多年，伴随着房价的快速上涨，中国城镇家庭住房财富快速上升。而创业对推动创新、促进就业和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 2015 年和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和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住房财富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本文发现，住房财富对家庭创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住房财富增加 10%，家庭新增创业的概率上升 5.7%。本文还发现，住房财富显著扩大了创业家庭的经营规模，提高了创业家庭的经营绩效，并且显著增加了雇佣劳动数量，降低了家庭成员在创业项目上的劳动供给。同时，住房财富降低了家庭创业失败的概率，提高了家庭未来创业的意愿。异质性分析表明，住房财富在三四五线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对促进家庭创业作用更显著；住房财富对户主未接受高等教育、身体健康的家庭创业影响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住房财富不仅对促进家庭新增创业有积极作用，还促进了家庭新增主动创业。住房财富对中年家庭的创业决策有积极影响，但是并没有显著促进年轻家庭和老年家庭创业。本文研究了住房财富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住房财富增加所带来的信贷效应和财富效应，通过提高工商业信贷可得性和缓解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进而促进家庭创业。本文的结论表明，住房财富是促进家庭从事创业活动的助推器，相关政策的制定需要充分重视住房对家庭创业行为的潜在影响。

本文利用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 Logit 模型和 Tobit 模型分别对有住房样本和持有风险资产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对家庭住房资产持有和风险市场行为的关系做出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住房资产与家庭风险市场参与可能性呈倒 U 型关系，而对于已经参与风险市场的家庭来说，住房资产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其风险资产的相对规模；另外，对不同收入层次的家庭来说，住房资产对风险市场行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低收入家庭住房资产的增加对风险市场进入概率和风险资产持有相对规模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中等收入家庭住房资产影响不显著，而高收入家庭住房资产与家庭风险市场参与可能性呈倒 U 型关系，且会显著降低其风险资产的相对规模。

血缘是中国社会关系中的重要纽带。兄弟姐妹关系更是最为密切的亲属关系之一。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研究兄弟姐妹数量对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户主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显著提高了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金融资产占比。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提高了家庭的信贷可得性。同时，这种“兄弟姐妹效应”主要存在于收入不确定性较大、健康风险较高以及所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家庭中。这些结果表明以兄弟姐妹为代表的亲属网络通过建立非正规的风险分担机制促进家庭参与风险资产市场。此外，本文利用计划生育政策这一外生冲击构造工具变量，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本文的研究具有丰富的理论和政策含义。

截至2012年底，中国企业年金的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参保率仅为8.04%，很难起到真正有效的补充作用。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数据，从人力资源效应、节税效应和所有制效应等企业提供企业年金的激励因素着手，考察中国企业年金参保影响因素。首先进行单变量列联表分析，然后进行多变量Logit回归，结果显示：①人力资源效应得到验证，文化程度、工作年限、职称和职务与职工企业年金参保概率正相关；②节税效应没有得到验证，地方政府如果出台过比中央更优惠的企业年金税收政策，该地职工参保概率反而更低。产业与参保概率无关，上市企业职工参保概率更高；③所有制效应得到验证，国有企业的参保概率更高；④控制变量中，地域与参保概率相关，西部最高，东部次之，中部最低。年龄与参保概率负相关。性别、婚姻、政治面貌、户口、民族等与参保概率无关。这表明：①激励中国企业建立企业年金的主要市场因素是企业年金的人力资源效应，企业借企业年金吸引、激励、保留员工；②主要非市场因素是所有制效应，国有企业借企业年金打破薪酬管制；③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不显著。政府应考虑对企业年金覆盖率、缴费水平等进行更详尽的数量规制，并审慎考察税收优惠政策。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推动广大普通居民家庭的财富得以快速积累，使更多的普通投资者参与到股票和基金等金融资产的投资中，此背景之下在如何通过合理的资产配置实现家庭财富的保值与增值就成为了越来越重要的问题。通常投资者的投资目的和投资策略会因其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或不同年份而不尽相同，而广大普通家庭投资组合选择中所表现出的年龄效应和时间效应汇聚所产生的合力，更会对整个金融市场造成巨大影响。以家庭股票市场的参与选择作为研究视角，本文选用2005-2007年来自全国23个城市的3870个家庭样本，通过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两种指标，分析了生命周期效应和年份效应以怎样的方式影响普通家庭的参与决策。首先，研究发现即使控制了财富积累能力和教育程度等因素后，家庭直接参与市场的选择依旧表现出一定的年龄效应，中国居民家庭股票市场的直接参与率随年龄呈现出“钟形”分布。此外，在数据样本的时间区间家庭参与率有明显提高，这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居民开始持有股票等风险资产，投资组合逐渐从简单变得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