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 Logit 模型和 Tobit 模型分别对有住房样本和持有风险资产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对家庭住房资产持有和风险市场行为的关系做出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住房资产与家庭风险市场参与可能性呈倒 U 型关系，而对于已经参与风险市场的家庭来说，住房资产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其风险资产的相对规模；另外，对不同收入层次的家庭来说，住房资产对风险市场行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低收入家庭住房资产的增加对风险市场进入概率和风险资产持有相对规模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中等收入家庭住房资产影响不显著，而高收入家庭住房资产与家庭风险市场参与可能性呈倒 U 型关系，且会显著降低其风险资产的相对规模。

2004年“831大限”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一个全新的增长期，房地产逐渐成为国民 经济支柱产业。房价快速上涨的同时是投资的迅速加快，2009年房地产投资对于全国 GDP增长的贡 献超过20%，而在部分一线城市这一份量甚至达到40%。本文在Abraham（1995）关于影响房地产价 格增长率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基本面计量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建立房地产价格投机度模型。 模型将房地产增长率分为由基本面因素驱动的价值与由投机度驱动的泡沫值两部分，动态地刻画 了基本面的增长、投资（投机）的推动以及泡沫的修正等宏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完整的房 地产周期，有效地梳理了房地产增长中的理性与泡沫成分。结合中国国情，我们定量分析了 M2 增长对于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周期中的泡沫成分的高度敏感性，并结合动态模拟，显示在未来 M2 增速可能的稳步回落对房地产价格冲击。基于此，我们提出稳定当前房地产价格增长率势在 必行，否则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平稳性的保障难度将更大。同时，我们的研究为监管部门应对 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提供了基于房地产市场的有效依据。

本文构建了Z-score 指数对中国13 家代表性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进行测 度，并利用Panel data 模型对2001-2007 年外资银行以开设分支机构、法人机构等市场进入 和以战略投资者参股进入两种方式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表 明，外资银行市场进入程度与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之间存在U 型的非线性关系，其 影响主要通过资产份额体现出来；外资银行以战略投资者参股形式进入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 承担行为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银监会的监管压力对资本不足的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具 有抑制作用，资本提高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有明显的逆向激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业由“大一统”的银行体制逐步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共存的银行体系，各项银行业务稳定发展，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我国银行体系的基础是由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当前的银行体系仍具有浓厚的制度特征，主要表现为国有商业银行在长期以来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拥有的市场势力的继承、政府对市场进入的控制以及高度垄断的所有制特征，并且这些制度性特征必然地成为下一步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