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企业的绿色投资及风险管理策略受到预期碳价格变动的影响，并且绿色投资最优决策需要企业权衡投资不足的机会成本和绿色债务无法偿还的违约成本。考虑外部融资风险和随机流动性冲击，本文建立一个理论模型，量化研究碳价格对企业最优绿色投资规模和绿色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机制。碳资产可被质押使得碳价格在直接影响违约边界的同时，也通过影响绿色投资规模间接影响企业的违约边界，且模型发现由于碳价格对企业违约概率和违约成本的非对称影响，碳价格对信用风险的直接影响大于间接影响。理论结果与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碳价格的提高能够改善绿色投资企业的信用风险，降低绿色债券信用利差；存在碳价格的高低双重门槛来决定企业的最优绿色投资决策，当碳价格低于影子价格时，随着碳价格的提高，最优绿色投资规模增加、现金持有水平降低，而当碳价格处于显著大于影子价格的较高水平时，碳价格的提高反而降低最优绿色投资规模、提高现金持有水平；此外，当碳价格分别大于和小于高低门槛值时，企业绿色债券信用利差随着绿色投资规模的增加而分别相应地增加和减少。本文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碳定价机制对企业绿色投资决策和绿色债券定价所发挥的作用与微观机理。

本文用购买力平价、外汇的影子价格和因素回归三种不同的方法，估计了人民币和美元的均衡汇率。购买力平价和因素回归两种方法估计的人民币均衡汇率，有相似之处。它们的估计结果都表明，1985年以前人民币汇率存在长期高估的现象，1985年以后则出现高估和低估交替出现的现象，并且人民币高估或低估的平均幅度有所缩小。影子价格方法包括关税和配额两种类型，估计结果表明，现实的人民币汇率介于用这两种类型估计的均衡汇率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