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银行监管政策旨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推动金融强国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构建了一个同时面临流动性约束和影子银行监管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以《资管新规》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14-2022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基于银行理财产品视角探究影子银行监管对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影响。本文基于上市公司贷款数据识别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贷关联，并结合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数据构建企业对银行理财产品的敞口指数。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前对银行理财产品敞口较高的企业在此后的信贷可得性明显降低，且该效应在信用风险较高的企业、无四大国有银行贷款的企业、与银行信贷关联较为单一的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企业中表现更加突出；机制分析表明，《资管新规》实施前对理财产品依赖程度较高的银行在此后的非流动性资产持有比例显著降低，资产端流动性囤积水平明显上升，该效应通过银企信贷关联传导至企业并导致其信贷可得性降低。本文厘清了影子银行监管政策影响企业信贷融资的内在机制，为金融强监管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央金融强监管政策效果受到高度关注,但补齐地方金融监管短板的重要性却鲜有提及。文章基于 2018 年省级地方金融办集中升格为地方金融监管局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了地方金融监管改革能否促使实体企业“脱虚向实”而回归本源。研究发现,地方金融“办升局”所引起的金融监管强化会显著促进实体企业“脱虚”去金融化,且主要挤出了其出于逐利性动机而参与的金融活动,这是通过阻隔影子银行逐利渠道和民间金融投资渠道实现的。进一步地,地方金融监管改革能够显著推动实体企业“脱虚”后“向实”,促进主业投资,提升主业业绩。此外,地方金融监管改革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度环境较差、财政分权程度较高、城投债发行规模较大和银行业竞争度较低的地区。文章初步厘清了地方金融监管改革效应传导至金融化实体企业的机理路径及经济结果,为金融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叠加的复杂形势下,妥善处置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是确保当前我国经济稳定和发展安全的关键。文章以2010-2020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采用2015年新《预算法》的正式施行作为外生政策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深入考察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实体企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通过杠杆失衡机制和信用关联机制,有效降低了实体企业的信贷错配、过度负债及杠杆操纵水平,显著弱化了实体企业间的担保关联和因影子银行与金融化活动引致的信用风险关联,从而有力缓释了实体企业的系统性风险。这一效应在政府隐性担保强、金融监管程度弱及城投债务期限长的地区尤为明显。经济后果上,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实体企业系统性风险的积极缓释效应,最终有利于促进企业经营业绩的平稳增长。文章的研究揭示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具有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以及消除经济增长隐患的重要政策效果,对于深化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改革和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理论启示。

本文发现银行家情绪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中介渠道是 影子银行而不是银行表内信贷，且2016年以来的金融政策收紧尚未 从根本上冲击这一机制。除影子银行外，其他潜在中介机制都未能 通过统计检验。反事实分析更为直观地确认了银行家情绪中介机制 的检验结论，揭示出银行家情绪冲击的非持续性特征，同时验证了 影子银行的顺周期性。进一步检验显示，银行表内信贷和影子银行 均是货币政策传导 “信贷渠道”的组成部分，但影子银行削弱了货 币政策有效性。

本文使用2007-2017年间中国上市银行季度数据，从影子银行体系资金融出方的角度，分析了影子银行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渠道。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的结论均显示，影子银行会加剧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影子银行规模越大，银行在当期和下两期都会对系统性风险有着更大的暴露。在风险传导机制上，影子银行通过银行个体风险承担、银行间关联度以及风险的放大机制等三大渠道对银行系统性风险产生影响。当银行个体风险越高，银行间关联度越低，以及对负向冲击暴露越大时，影子银行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更显著。

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是我国商业银行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而资产管理业务已成为我国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的重要试验田。虽然理财子公司是新兴事物，但与其股东结构相似，产品结构相似的商业银行系基金公司已随着我国“影子银行”发展壮大。本文将通过剖析我国商业银行作为最大股东的基金公司的产品特点与优势，发现商业银行控股的基金公司更偏好发行债券型基金产品，其表现不但显著优于非银行系基金，而且与商业银行的属性相关 。本文证明上述债券型产品的超额收益源自于商业银行股东的信息优势，即商业银行体系内存在信息传导机制，使旗下基金可以利用大股东在信贷业务中积累的信息优势从信用评级较低的债券中择出提供稳定收益的债券，既能获得低信用等级债券的高收益率，又规避违约风险，提高收益水平。

在中国金融市场中，中小微民营企业遭遇了银行业来自公有制和市场的双重信贷配给约束，出现了明显的二次信贷现象。融资相对容易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从银行低利率借款，然后高利率转贷给遭遇银行信贷配给约束的中小微企业以赚取利差，从事实质性的信用中介活动。本文依据传统“融资优序”理论与信贷配给理论，基于2007—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研究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二次信贷（Borrow to Lend）影子银行活动。实证结果表明，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尤其是国企及大型民企存在明显的二次信贷活动，且公司个体及所在行业的实体经济回报率与二次信贷活动呈现反向变动关系。本文运用M2增速的外生增长部分作为货币政策松紧的度量，实证结果表明在金融危机后国有企业二次信贷活动与货币政策松紧同向变动，验证了信贷调控的货币政策对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二次信贷活动有影响。本文提供了企业信用中介活动顺信贷周期特点的新证据，对于推动信贷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遏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有较强政策意义。

Over the past twenty years, especially the past decade, China has taken enormous strides to develop its bond market as an integral step of financial reform.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the most up-to-date overview of Chinese bond markets, by highlighting two distinct and largely segmented markets: Over-the-Counter based interbank market, and centralized exchange market. We explain various bond instruments traded in these two markets, highlighting their inherent connection with the banking system, and many multi-layer regulatory bodies who are 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in an intricate way. We also covers the credit ratings and rating agencies in Chinese market, and offer an account of ever-rising default incidents in China starting 2014. Finally, we discuss the recent regulatory tightening of shadow banking since late 2017 and its impact on bond investors, and the forces behind the internalization of Chinese bond markets in the near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