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代理理论框架下，基于大股东普遍放弃增配权、政府干预的制度背景，对股权结构对资本投资行为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以2003-2006年发生恶性增资行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大股东放弃增配权和较强的政府干预都将增加企业恶性增资的概率；放弃增配权使企业恶性增资程度与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关系恶化；在大股东放弃增配权情况下，政府干预不会使恶性增资程度与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关系发生质的变化；大股东放弃增配权和政府干预均像一把双刃剑，既能使恶性增资程度随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而减弱的趋势放缓；也能使恶性增资程度随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而增加的趋势放缓。上述研究发现，为理解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经济后果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当前中国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股权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推进了代理冲突对投资行为影响效应的研究；加深了政府干预、大股东融资态度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理解；为恶性增资形成原因和抑制恶性增资发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恶性增资现象在企业资本预算中经常发生，给企业带来重大损失。恶性增资现象的预警研究是较前沿的课题。与以前的相关研究文献不同，本文以中国国有企业为背景，从恶性增资理论框架中系统地提炼重要驱动因素，并以这些驱动因素作为构建资本预算项目恶性增资预警模型的自变量。选择logistic 回归模型作为估计、建立资本预算项目恶性增资预警模型的方法，回归分析的样本数据来自一次大型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639 家国有企业的总经理或财务经理。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最终得到资本预算项目恶性增资预警模型，该预警模型有较好的预测准确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