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中国特有的“二重结构”社会现象为分析切入点，认为一个扩展了的国家能力即包括自身所具有的实力、其行为在技术上的可行性、获利程度以及外在的压力条件等和儒家意识形态的巧妙结合是构成我国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得以实现的充要条件。当这些约束条件随着改革的深入而发生变化时，原有国家主导的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将逐步被市场诱致性金融制度变迁所取代。

MBO在激励内部人积极性、降低代理成本、改善企业经营状况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而获得了广泛的应用。MBO有利于加快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完善激励机。但MBO对中国经济界来说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中国企业制度、企业义务、所有权结构、市场成熟度和人的主观意识形态等方面与MBO的发源地美国相比有较大的差别。因此，MBO在中国近年来的实施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难以回避的矛盾。对于舶来品，应正确面对，积极探索，不能因噎废食，害怕问题而将有价值的东西拒之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