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大耐心资本是培育新质生产力与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然而，现有研究多关注其对企业自身的直接影响，忽视了潜在的外部溢出效应。本文基于耐心资本投资是否可以缓解供应链上下游企业融资约束的视角，使用2003—2023年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前五大供应商和客户数据，实证检验耐心资本推动供应链优化升级的重要路径。研究发现：耐心资本投资可以缓解其主要供应商和客户的融资约束，且当供应链上企业之间依赖关系越强、主要供应商和客户的融资能力越弱时，供应链溢出效应越显著。机制分析揭示，耐心资本通过资本成本效应（提升供应商应收账款周转效率）与信用扩张效应（提高客户信用贷款比率）两条路径发挥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供应链溢出效应显著提高了主要供应商和客户的投资效率和创新水平。本文结论为壮大耐心资本、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并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科学支撑。

本文在门格尔货币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动态模型。根据该模型，我们可以同时看到货币应该具备的两种特征：即低内在属性成本和高网络效应。我们利用经济中个体的适应性行为，对成本属性如何影响网络效应的演化过程进行了阐述，可以看出货币起源具有内生性特征，并且证明了新古典货币搜寻模型中两类均衡的存在性。最后，我们利用模型得到的结论对现实货币现象和货币管理问题进行分析。

投资者对开放式基金的非理性赎回，使基金管理公司陷入了“赎回困境”，这对我国新兴的基金管理公司的未来发展产生了制约。如何解释投资者的这种行为呢？本文利用行为金融研究的前沿成果，从行为金融的视角，对投资者的行为特征进行分析与论证，进而对基金管理公司未来如何走出“困境”，提出若干建议。本文的结论：基金公司的“赎回困境”现象，在我国目前“新兴”+“转轨”的经济发展背景和市场条件下仍将持续；但随着开放式基金的逐步成熟与壮大，特别是基金管理公司在自身业绩、基金产品的专业化创新与技术创新、中长期投资者的培养与教育等方面做大做强，该“困境”会伴随着市场与投资者的成熟“渐进式”缓解。

本文建立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二元结构的理论模型，针对我国上市公司两类典型的公司治理结构――经理控制和大股东控制以及“一股独大”的股东结构，运用博弈论方法探讨了股权二元结构对公司投资决策、配股政策与红利政策的影响。本文提出了配股与分配现金红利的“再分配效应”――配股与分配现金红利导致价值在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之间转移，配股的“股权成本效应”――在非流通股股东不认购的情况下配股能降低公司的平均股权成本，以及“配股陷阱”――流通股股东明知配股有损于流通股价值，在个体理性的驱使下仍然认购配股。这些概念揭示了股权二元结构与现行配股制度的缺陷，有助于解释我国股票市场与上市公司的重要现象，其中包括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巨大价格差异以及有关配股、分红的诸多现象。本文提出的配股-分红策略套利策略可以间接实现非流通股上市交易的目的。此外，针对配股的再分配效应和配股陷阱提出了改进配股监管的建议，并提供了从股票市场的角度评估上市公司业绩的方法。

1994年以来，我国的汇率政策通过促进出口、FDI和提高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来调节内部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但也带来了成本。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对外开放度的提高，汇率政策的成本效应将被放大，同时调节内部经济的有效性会被削弱。从中长期看，现行汇率政策的效率将不断降低，其不具有可持续性，存在着调整的必然。调整思路是寻求稳定汇率政策和弹性汇率政策的最佳结合，发挥汇率政策调节外部经济的职能，实现经济在内外均衡中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