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是证券市场走向成熟、完善与市场化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实体企业金融化趋势日益明显。本文基于创业板与主板上市企业数据，构建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与RDD-DID模型，研究注册制改革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响，并从多个角度剖析其作用机制。两种模型的估计结果均表明，注册制改革显著提升了企业的金融化程度。此外，研究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得到验证。机制分析表明，注册制改革通过降低上市门槛、缓解融资约束以及增强市场竞争，推动企业金融化水平提升；与此同时，其信息披露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改革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成长性较低企业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较弱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丰富了关于注册制改革的政策影响文献，为理解研究注册制改革如何影响企业金融化提供了新视角，并对抑制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深化注册制改革并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具有重要启示。

本文基于2000-2024年手工收集的IPO公司上市前的现金分红数据，系统考察了上市前现金分红与公司长期市场表现的关系。研究发现，（1）上市前实施高额现金分红的公司，其IPO后长期市场表现显著较差，这一负面效应在成长型公司和融资约束较高的公司中尤为突出；（2）通过构建考虑公司盈利能力、成长性、规模及杠杆水平的超额分红指标，发现超额分红公司的IPO前分红水平与上市后长期表现呈显著负相关，而分红不足公司则呈现微弱的正相关关系；（3）IPO前超额分红行为通过挤占公司资本性支出、降低投资效率等渠道削弱了企业的增长潜力。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公司股利政策的经济后果研究，也为完善新股发行监管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提高利率传导效率， 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2019 年 8 月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推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oan Prime Rate， 简称 LPR） 改革。 本文基于 LPR 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 采用连续 DID 等方法探究 LPR 改革对实体经济融资的影响及其机制。 结果表明：第一， LPR 改革显著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第二， LPR 改革提升了信贷配置效率， 高成长性企业贷款可得性显著上升；第三， LPR 改革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融资成本产生异质性影响， 低风险企业、战略新兴产业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下降相对显著；第四， 微观机制结果验证了， LPR 改革不仅通过传统的竞争性机制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还会通过利率传导机制与贷款定价机制畅通利率传导过程， 提升中小银行贷款定价能力， 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网络安全治理已经引起了政府决策部门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聚焦资本市场中的企业网络安全治理与金融风险，通过深度学习方法分析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构建企业网络安全治理指标，实证研究揭示了网络安全治理和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网络安全治理可以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这一结论在更换解释变量、增加控制变量和《网络安全法》的颁布作为准自然实验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企业网络安全治理降低了外界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企业社会责任，从而降低了股价崩盘风险。国有企业、规模较大、公司成长性较好、有形资产比例较低的公司更有可能重视网络安全治理。本文结论为企业网络安全治理对金融风险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为企业网络安全治理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建议参考。

商业银行开展普惠金融服务到底是出于声誉还是绩效考虑？本文在理论论证传统普惠金融模式对商业银行的负向激励与信息化普惠金融改进银行绩效的机制基础上，以某大型商业银行信息化普惠金融县域层面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与网点扩张型普惠金融模式相比，信息化普惠金融能够提高商业银行的盈利性和成长性，实现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进而提出商业银行信息化普惠金融发展的建议。

2009年10月我国创业板市场正式在深圳成立，创业板市场定位于成长性较好且科技含量较高的中小企业股票发行与交易。本文以江苏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12项关键财务指标，利用2009-2011年度公开财务数据，构建评价江苏创业板上市公司成长性的指标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法对财务数据披露完整的26家江苏创业板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影响成长性的公共因子以及各公共因子对成长性的贡献率，最后通过计算得出综合得分及排名。结果表明江苏创业板上市公司普遍发展良好，成长性较强，没有发现上市公司有业绩“变脸”情况发生。

本文首次系统的研究了我国集团成立财务公司对集团成员企业业绩变化及其业绩变化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集团成立财务公司后集团成员公司的业绩出现显著的下降，与配比公司相比，成立财务公司的成员企业业绩差于未成立财务公司的集团成员企业，但成立财务公司集团成员企业的业绩变化比后者变化平稳。本研究指出，掏空理论能够解释我国集团企业成立财务公司后成员企业业绩下降。对于成员企业业绩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得出，成员企业的成长性越高，成员企业的业绩减少的越快，同时，成员企业的债务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抑制掏空。

2006年和2008年，证监会分别出台两项与再融资资格挂钩的半强制分红政策。本文以此作为制度背景，将再融资资格看作是公司的期权，并从财务灵活性的角度探讨了期权价值的大小，进而构建我国上市公司股利迎合策略的分析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财务灵活性是理解公司在半强制分红背景下股利行为的关键因素。2008年政策中限定股利分配形式仅为现金股利的规定提高了高成长性公司的融资门槛，可能导致监管悖论。实际上，在公司根据财务灵活性进行自利选择的过程中，市场资源得以优化配置，因此监管当局应该减少行政干预，加速再融资的市场化进程。

我国企业高度依赖短期债务融资， “短债长用”的现象非常普遍，这容易导致企 业在银根紧缩时由于难以续借到期的短期债务而发生流动性成本。本文以我国 2006—2008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银根紧缩时企业短期债务的流动性成本进行度量并检验其 是否受产权性质、规模及成长性等因素的影响。我们发现：银根紧缩时公司的短期债务水平 显著下降而长期债务水平没有明显变化，并且民营公司与小规模公司的短期债务水平下降得 更多；银根紧缩时，短期债务水平较高的公司具有更差的经营绩效，其季度ROA下降幅度 至少比其他公司大 0.2%，并且短期债务的这种负面影响对民营公司、小规模公司或者高成 长公司显著更大。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短期债务水平较高的公司在银根紧缩期间会发 生流动性成本，并且该成本对民营公司、小规模公司或高成长性公司更为重要。

本文在借用DD模型和资本定价模型（CAPM）对我国上市公司应计质量和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外部投资者能对应计质量进行市场定价，较差的应计质量会增加公司的信息风险，以致提高其权益资本成本，同时将应计质量分为固有应计和可操作性应计后，发现固有应计与可操作性应计的信息风险含量存在差异，较高固有应计质量更能降低信息风险，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更为显著，由于应计质量所采用的计量指标是应计的波动性，为此也可以认为盈余中应计波动性越高，则信息风险就越高，权益资本成本也就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资本市场是能区分质量好坏的公司，从而能有效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本文也发现行业因素、账面市值比、企业规模、企业成长性、财务杠杆对权益资本成本影响显著，但对此的解释学术界仍存在明显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