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malin和Weisbach(2012)表明股东支付给管理层更高的薪酬能提高其披露信息的质量，而Gelb和Zarowin（2002）发现提高信息披露质量能增加股价信息含量。但本文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与股价信息含量负相关。本文模型将其归因于股东在（薪酬，披露信息质量）博弈中讨价还价能力的丧失。进一步的实证结果支持了这一推断，明晰产权、增加管理层持股以及提高公司整体治理效力都能显著降低管理层的薪酬和股价信息含量的负相关性。此外，作为类比，本文也发现国企高管在职消费与股价信息含量负相关。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必须先完善治理结构，才能通过薪酬激励管理层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Hermalin和Weisbach(2012)表明股东支付给管理层更高的薪酬能提高其披露信息的质量，而Gelb和Zarowin（2002）发现提高信息披露质量能增加股价信息含量。但本文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与股价信息含量负相关。本文模型将其归因于股东在（薪酬，披露信息质量）博弈中讨价还价能力的丧失。进一步的实证结果支持了这一推断，明晰产权、增加管理层持股以及提高公司整体治理效力都能显著降低管理层的薪酬和股价信息含量的负相关性。此外，作为类比，本文也发现国企高管在职消费与股价信息含量负相关。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必须先完善治理结构，才能通过薪酬激励管理层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本文以2003-2008年中国A股市场非金融类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不同控股股东所有权性质对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及起作用的路径。研究发现：一方面，控股股东的国家所有权性质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了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其对外部融资的敏感性随控股股东的政治干预能力的增强而降低，这一优势在货币政策环境变化时更为明显，并随着政府干预能力的增强作用增大。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代理链条过长和所有者缺位加剧了企业的代理冲突，显著损害了上市公司现金持有的市场价值，地方政府控制企业的代理问题最为严重。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有效地降低了所有权性质的代理成本，但作用有限。因此，国家所有权性质虽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但其过高的代理成本对于公司价值的损害说明国有企业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诉讼是一种高成本解决利益冲突的方式，一般是在双方关系僵持到破裂甚至公开对立时才使用。当银行对不能及时归还借款本息的企业提起诉讼时，一方面破坏了银企关系，作为一种惩罚也破坏了声誉的隐性契约作用，其“社会实施”机制导致企业原有的声誉资产丧失，造成了企业信贷融资规模的大幅下降，与同行业的其他企业相比也有显著差异。对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的检验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借款可得性受到的影响要比非国有企业小，政府的“援助之手”为国有企业提供隐形担保，信贷歧视现象依然存在。而与政府结交、建立政治关联，可以有效缓解非国有企业的信贷困难。

本文以2001-2007年我国企业集团的成员企业为研究样本，依据 shin and stulz(1998) 和Jeffrey Wurgler (2000)的模型对企业集团内部资本 配置的效率进行了评价，并实证检验了市场化环境、所有权性质对集团内部资本 配置效率的影响。我们发现，市场化环境好的地区，其内部资本配置是有效率的。 相比于非国有的企业集团，国有集团的内部资本配置是无效率的。但是随着政府 干预的减少、金融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市场化状况的改善, 国有集团相比非 国有集团，在内部资本配置效率上的差异逐渐缩小。

利用中国市场上剔除资产重组效应后的上市公司民营化样本，本文考察了所有权性质变更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本文发现：（1）民营化后上市公司的绩效得到改善；（2）剔除资产重组效应后，与未发生控制权转让的配对国有上市公司样本以及国有企业间控制权转让样本相比，民营化能更有效地改善上市公司绩效；（3）民营化前后上市公司在经理人激励方面没有显著差别，民营化样本与未发生控制权转让的配对国有上市公司样本以及国有企业间控制权转让样本在经理人激励方面也没有显著差别。本文的证据支持了由Shleifer and Vishny（1994）所提出的政治观点。

已有文献的研究表明，政府干预和企业所有权性质是影响我国企业贷款数量和贷 款期限的重要因素，但都没有考虑这两个因素对企业贷款方式的影响差异。本文以我国2001 －2005 年所有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债权人保护在不同所有制和政府 干预程度下，企业获得的信用贷款差异。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确实获得了较非 国有上市公司更多的信用贷款；债权人权利保护得越好，企业能获得更多的信用贷款；但国 有上市公司与非国有上市公司在获得银行长期信用贷款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而且在政府干 预严重的地区，即使是国有上市公司，伴随债权人权利受到的法律保护改善，企业也较难获 得更多的信用贷款。

已有文献的研究表明，政府干预和企业所有权性质是影响我国企业贷款数量和贷 款期限的重要因素，但都没有考虑这两个因素对企业贷款方式的影响差异。本文以我国2001 －2005 年所有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债权人保护在不同所有制和政府 干预程度下，企业获得的信用贷款差异。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确实获得了较非 国有上市公司更多的信用贷款；债权人权利保护得越好，企业能获得更多的信用贷款；但国 有上市公司与非国有上市公司在获得银行长期信用贷款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而且在政府干 预严重的地区，即使是国有上市公司，伴随债权人权利受到的法律保护改善，企业也较难获 得更多的信用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