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商业银行是我国县域金融体系的毛细血管，其特许权价值的稳定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与农村金融生态稳定。近年来，大型国有银行服务重心下沉这一政策举措在缓解农村地区融资难题的同时，也对农商行的生存环境与市场地位形成显著冲击。本文基于2014-2021年我国107家农商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总体上，大行下沉显著降低了农商行特许权价值，且存在地区与银行个体异质性。机理上，大行下沉对农商行的竞争挤出效应远大于合作互补效应，具体表现为大行下沉通过降低农商行贷款规模与净息差对农商行特许权价值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其未显著通过影响不良贷款率和农商行自身数字化转型程度来影响农商行特许权价值，进一步说明了大行下沉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为使农村金融体系内机构竞合格局稳定向好发展，需要通过金融监管政策调整和农商行数字化转型加速和体制机制改革以应对冲击。

迄今为止，大量关于FDI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FDI与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关系，FDI的技术溢出效应，FDI流向及其风险研究，很少有文献论及到FDI融资本地化问题，以及FDI融资本地化所引起的东道国经济系统，尤其是金融系统的安全隐患。本文依据中国的逻辑证据揭示FDI融资本地化对其路径依赖所导致的我国金融安全风险积聚，并提出处理FDI融资本地化问题的一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