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加成反映的企业市场力量，具有主导利润份额增加，挤出要素收入份额的独特机制，对劳动收入份额反映的初次分配相关研究有重要学术意义。本文对价格加成估计方法进行检验，发现了使用不同要素估计价格加成结果负相关的异常表现。通过将非中性技术进步引入模型，本文从理论上证明了忽略非中性技术进步会导致劳动对应价格加成被高估，材料对应价格加成被低估，导致对中国企业市场力量特征的误判。从实证上证明了具有非中性技术进步特征的中国企业价格加成均值为1.14-1.19，时间趋势上自2008年后保持了较慢的持续上升特征。本文进一步检验了中国企业市场力量会通过企业更多留存利润的方式对要素支出份额产生显著挤出效应，1%的价格加成上升会导致利润份额上升2.01%，资本收入份额、劳动收入份额和材料支出份额分别下降0.87%，0.67%，0.90%。本文认为必须在准确认识中国企业市场力量特征的前提下加强市场化建设，限制企业追求过高利润而牺牲劳动收入。

企业通过跨国并购在全球配置创新资源,并通过协同创新带动技术进步,这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适应科技创新交叉融合模式的重要路径之一。文章构建了创新活动突破企业边界的跨国并购理论模型,并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对协同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跨国并购促进了企业与其他研发主体之间的协同创新,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企业内部增加研发投入、外部拓展海外市场和建立战略共享渠道这三个途径得以实现。此外,跨国并购的协同创新效应会受到企业内部特征、外部环境和并购交易行业特征等因素的影响。文章的研究为中国企业通过国际化战略来构建协同创新发展模式,以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借助外循环来提升国内创新能力提供了新的思路。

对于参与国际循环而言,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意义何在？依托大国市场优势构建国内供应链,将对中国企业进口议价能力产生何种影响？文章通过综合利用中国上市公司供应链数据库、Wind上市公司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研究发现：（1）“入世”以来,中国制造类上市公司的国内供应链构建水平及其进口议价能力均呈现出先抑后扬的发展态势。（2）国内供应链的构建有效增强了企业进口议价能力,该影响在高技术密集型部门、民营企业、沿海地区、加工贸易企业及全球价值链下游企业中的表现尤为显著。（3）进口替代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企业成长效应是国内供应链促进企业进口议价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4）相对于省内供应链,突破本地市场边界的区域内供应链、跨区域供应链、全国供应链的构建,对于企业进口议价能力提升的作用更加明显。文章研究表明,以国内供应链构建进一步增强企业进口议价能力,应加快内资企业成长,培育国内供应链“链主”；依托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提升国内生产配套能力；协调区域专业化分工,加快国内产业梯度转移。

目前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分析主要关注总量的配备，本文拟从金融与实体经济间的结构匹配角度切入进行再讨论。本文将我国各省历年的金融结构水平与技术水平分别进行排序并相减，得到各省各年的金融结构与技术水平的匹配度，并对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实证结果发现：1）金融结构—技术水平的匹配度与人均 GDP 增长率显著正相关，且该匹配度的解释力要强于金融总量规模、金融结构、技术水平以及金融结构与技术水平的简单交乘项；2）在样本区间内，金融结构略微超过技术水平（3%幅度）时，两者结构匹配效果最好；3）金融规模越高、技术水平越高、金融结构水平越低的地区，结构匹配的效果越强；4）金融结构与技术水平的匹配度可通过促进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等渠道对增长发挥正效应。本文的实证发现在内生性处理、转换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统计口径、改变匹配方式等稳健性处理后仍然保持稳健。这些实证发现将有助于解释中国在证券市场跛足条件下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及新常态下增长动能转换的方向选择，同时也将为拓宽政府促进金融—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组合空间提供经验依据。

本文基于中国 1995 年至 2017 年省级面板数据，详细且深入地研究讨论了金融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中国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经历了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两者始终保持高度耦合，说明中国在各时点金融结构是适合当时产业发展需要的，且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经历了由勉强协调到优质协调的演进变化过程。第二，一个地区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相互耦合匹配、彼此协同发展的协调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且中国中西部地区较之东部地区，二者协调演进水平的提升能对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边际影响。第三，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金融结构—产业结构”协调演进以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渠道，其中更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水平提高，其次是促进规模效率提升，进而推动经济发展。第四，当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适应水平较低时，金融结构提升会明显抑制经济绩效和产业升级，而当协调演进水平高于门限值时，金融结构提升则表现出对二者的有利作用。另外，金融结构提升会对金融风险管控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模块化及其创新是导致信息产业竞争激烈的根本原因，高强度竞争迫使企业采取兼并战略。基于模块化特征，本文建立模块化产品市场竞争模型和强强企业兼并与弱弱企业兼并之间的兼并期权博弈模型，研究模块创新对并购决策的影响和并购浪潮产生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模块化产品创新的持续性导致模块化产业并购频发，而模块化系统中重要模块的技术进步周期是导致模块化产业并购浪潮发生的重要原因。本文研究结论从技术层面为第五、六次并购浪潮中IT产业并购的集中爆发提供了合理解释。

从研究期货市场均衡条件入手，首先证明期货市场套期保值操作能为厂商带来额外收益。在竞争条件下，为获得额外收益，厂商必须从额外收益中取出一部分作为投机者主动承担市场风险的报酬，由此证明，厂商支付的套保成本等于市场所需风险溢价是期货合约成败的根本条件，先前研究总结出影响合约成败的因素都是通过影响厂商套保成本或市场风险溢价，进而影响合约市场的运行。其中，现货市场形成价格的自由度、生产周期、现货市场规模与厂商支付套保成本多寡正相关。资本市场回报率、行业上、下游一体化程度、通货膨胀程度、合约设计对市场风险溢价有直接影响。此外，合约标准化要求是为降低交易成本在厂商支付套保成本中的比重，随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市场效率提高，标准化对合约市场运行的影响度逐渐下降。

本文利用1990~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应用新近发展的PVAR方法，研究了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对外贸易产业升级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发现，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对外贸易产业升级之间存在着非对称的互动关系：金融发展对技术进步和对外贸易产业升级都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但是反过来，技术进步和对外贸易产业升级并没有对金融发展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此外，技术进步与对外贸易产业升级之间存在着良性的正反馈交易机制。因此，三者之间可能存在这样一个作用机制，即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促进技术进步，进而间接促进对外贸易产业升级。

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新熊彼特增长模型，金融发展能够促进技术进步从而推动长期经济增长。本文利用中国大陆省级面板数据对金融中介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基于对银行信贷决策自主性程度的考虑，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这个指标被用来度量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在控制了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专利保护水平及其证券化水平之后，本文发现，金融中介发展对技术进步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解释力。

证券市场在资源配置、科技创新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离开了资本市场的支持，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就会变得困难重重。特别是在新经济时代，创新活动及其产业化更是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可以这么说，发达国家正是由于十分重视证券市场的作用，通过从证券市场的融资，优化资源配置,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 新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进程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不可抗拒的主旋律，通过生产要素的国际化配置，来提升其全球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证券市场作为提供资本要素的最重要场所，其国际化进程在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形成了集中与分散相统一、全国性与区域性相协调、场内交易与场外交易相结合的体系。特别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资金、技术、信息的流动已呈现出爆炸性增长的趋势，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与此同时，证券市场的技术环境、经营环境和市场环境也在发生着显著而深刻的变化。 我国已正式加入了WTO，按照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具体要求，金融服务业的逐步对外开放将成为必然，我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直至全面接轨的进程将在不远的将来逐步展开。应该说，证券市场国际化是我们应该走的路，这是一个方向。但是这条路应该怎么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就我国来说，我们应当在加强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控制的前提下，努力扩大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加快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步伐，吸引外资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国际化的方向，应该是在加强证券监管的国际协调的同时，伴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实施，深化区域金融合作，发展证券市场区域国际化，构建中、日、韩及东盟区域性统一证券市场，以扩大资源配置领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但是由于我国的证券市场由于发展历史较短，市场化体系不够完善和成熟，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还比较低，对国外资本的市场准入限制也较严。在当前我国证券市场存在较多问题的情况下，如何发展我国证券市场，如何实现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如何借鉴国外成熟的发展经验，让证券市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