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现A股长期稳健发展的夙愿，使之成为长期资金可以依托的健康市场，我们对中美股市进行了多指数（中美四个指数）、多收益（差价收益和全收益）、多算法（自然年份、年度长周期和交易日长周期）、多周期（1-20年）的“四多”统计与分析。数据显示，A股的年度和长周期收益率波动性都很大，尤其是最高收益率超过美股。美股在长达百年的历程中虽经世界风云变幻，相对于A股，其实没有特别高的波动记录，但却有多年连续牛市的记录，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的40年间已经出现了三次“准十年牛市”。从统计分布来看，美股指数呈现比较良性的“负偏态”，A股则几乎与此相反。其实，自沪深交易所成立以来，至今A股的累计涨幅是高于美股的，所以A股有条件走得比美股“更美”。本文建议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消除股市投机性暴涨、防止透支中国经济基本面、使A股积累内生的正常涨跌基因。

本文通过对双重上市公司的 A、B 股新股首日溢价率差异的实证研究发现 A 股市场就 市场因素来说具有较大的投机性，在与市场需求和投资者情绪有关的因素中，“hot issue” 因素对于 A、B股首日溢价率差异的影响比较显著。而且，A、B股招股时间到上市时间间隔 对于 A、B股首日溢价率差异的影响比较显著，时间间隔越长，首日溢价率差异越大。

现代行为金融理论的研究表明，现状偏好作为人们的一种行为选择，是经济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种现象。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在西方国家的基金市场等资本投资领域，现状偏好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本文以中国基金市场过去现金流入的增长对当前先进输入的增长的影响来衡量现状偏好，并选择2001至200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现状偏好系数不显著，这说明中国基金市场不存在现状偏好现象。我们进一步的讨论发现，现状偏好现象的不存在并不是由于中国基金市场具有效率造成的，相反，市场投机氛围浓厚是基金市场现状偏好不存在的重要可能原因。

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本文对中国A、B股市场上成交量、收益率与波动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基本结论如下：2001年后，随着B股市场的开放和QFII制度的逐步实施，成交量、收益率和波动率之间的信息传递功能都显著增强；成交量对当期收益率预测能力也有了显著的增强；成交量与波动率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不对称性。尽管中国A、B股市场一体化程度2001年后有了明显的提高，但A股市场的投机性仍比B股市场严重。

传统的权证定价方法假定标的证券收益率服从对数正态分布。但现实世界中标的证券收益率却具有尖峰后尾分布，波动率的聚集性，证券市场的“杠杆作用”等特征，因而传统方法的定价结果可能和实际结果偏差较大。为此，本文以随机波动率代替了历史波动率的假设，来消除金融时间序列的这种异方差性的影响。本文运用GARCH模型族中的三种条件异方差模型（GARCH,?EGARCH,?TARCH）对其进行参数估计，并对权证进行定价。本文还分别就历史与随机波动率的差别、对称型与非对称型GARCH模型的差别，以及理论与实际的差别进行了比较分析。结论得出这种差别的来源除了理论模型的不合理，市场交易制度的不完善等，更重要的是我国股票市场的投机性特征，而投机性的内在原因则一是我国股市资本结构的问题——即缺乏大量具有高风险承受力的资金；二是在于投资者的行为特征，即延伸到了行为金融理论。

亚太地区曾持续高速经济增长，这与各国金融的改革 开放所带来的市场活力，更促发对避险工具---金融衍生工具的巨大需求，成为国际投资者投资金融衍生工具的乐园。但我国曾几次推出金融衍生工具，因风险大被终止，也曾参与过国际投机性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损失惨重，后也被禁止。然而，随着金融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金融衍生工具也会出现是大势所趋，如何避免风险，本文就此进行探讨。

本文应用一种新的估计利率期限结构的方法，对中国、美国、日本和印度国债市场的利率期限结构和利率风险的市场价格进行了估计和计算，得到中国国债市场的利率风险的市场价格为零，而美国、日本和印度的利率风险的市场价格显著不为零，而且几乎相等。这说明中国国债市场的投机性明显高于美国、日本和印度的国债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