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利益侵占问题是中国证券市场的“顽疾”,近年来证监会采取了一系列监管措施,但仍然收效甚微。文章通过手工收集整理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行权数据,考察了投服中心行权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投服中心的行权有效抑制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且这一作用是通过提高中小股东在利益侵占相关议案中的投票率、提高上市公司的媒体负面关注度和增加其面临的诉讼风险实现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治理效应在内外部治理环境较差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显著,且当投服中心采取公开发声和参加股东大会这两种方式行权时,对控股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的治理效果更显著。文章拓展了中小投资者保护的相关研究,为投服中心保护中小投资者提供了更加直接的证据,对保护中小投资者和投服中心未来开展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本文考察媒体在股权分置改革及流通股股东分类表决的制度安排下所发挥的治理职能。研究表明，作为宏观治理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媒体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治理作用。在控制其它影响因素的前提下，媒体关注程度越高，治理环境越好，“公司治理溢价”越高，信息环境和信息质量越有保证，非流通股股东的私有利益越小，中小流通股股东所面临的信息风险越低，相应地，其所要求的实际对价也会相对较低。反之，中小流通股股东会向那些媒体关注程度较低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要求更高的对价。同时，密集的媒体披露水平可以明显影响甚至强化非流通股持股对实际对价所产生的正向相关关系。分组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些媒体的公司治理职能仅在中小流通股股东对实际对价高度满意的研究样本中存在。进一步地，媒体的这些公司治理职能的发挥主要是通过提高中小流通股股东参与股改投票的热情、进而使其自身意见更有可能在分类表决中得到体现来加以实现的。

在金融市场上，证券分析师的预测行为通常会发生偏差。在股市高涨时，分析师随波逐流，常常发表过度乐观的预测；而当泡沫消退时，分析师则会掉头转向，发布与之前形成强烈反差的盈余预期或股票推荐。对于这种分析师基于市场状态而发布忽高忽低预测的“变脸行为”，传统的理论观点无法做出完整清晰的解释。本文试图将行为金融理论中日渐兴起的迎合理论纳入分析框架，运用声誉博弈分析的方式建立分析师迎合行为模型。该理论模型表明：为了提高自己的声誉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分析师会迎合投资者的先验信念而故意发布有偏的信息。本文对中国金融市场上分析师的盈余预测和投票推荐行为展开了实证研究，为声誉博弈模型的理论预期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控制权的界定和度量一直是困扰公司治理领域的重大难题，完全控制、绝对控制、通过金字塔等手段控制、相对控制、管理层控制的传统分类方法，单纯以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为标准，忽略了其余股份的持股差异，即持股结构的影响。考虑持股结构的概率投票模型有效地弥补了这一缺陷，但由于该方法刚刚兴起，其理论基础尚不完备。本文在三种决议机制下，考虑到股东出席会议的状况，对此模型进行了修正和扩展。结果显示，所有权并不是控制权的惟一途径，还受持股结构、决议机制、股东出席会议和投票状况的影响。最后，对1519家国内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状况进行了分析，完全控股和绝对控股两种类型的第一大股东均掌握控制权，但对其他三种类型的公司，根据控制度法和控制源法的分类是有差异的：相对控股并不一定意味着掌握控制权，分散持股和管理层控制也并不一定说明第一大股东丧失控制权。

本文总结分析了中国股权分置改革中投票机制的特征，并研究了对价水平、信息不对称等影响投票结果的因素。研究发现，分组投票的机制和流通股股东的理性有效制约了占多数投票权的非流通股股东，并保障了对价方案总体处于双方认为合理的水平。数据显示，流通股的投票率只有33%，而非流通股的投票率将近其三倍；双方的支持率则比较接近，都处于较高水平。研究结果发现，对价水平较低的提案能引起流通股较高的投票率；同时伴随着流通股较低的支持率和较高的反对率。此外，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的改善能有效增加具有信息劣势的流通股股东投票率，并促使股东双方在对价提案的意见上取得一致，从而得到较高的支持率和较低的反对率。

我国的股票市场由于起步晚，功能定位不完全合理，结构性矛盾突出，上市公司股本结构中，不可流通的具有廉价投票权的国有股和法人股占绝大比重，股票种类设计不规范，行政导向性强，是一个不完全市场。因此对中国股票市场有效性的验证必须考虑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的制度背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首先阐述了有效率资本市场理论（EMH）的含义，然后给出了我们对中国股票市场效率的基本判断，最后考虑《证券法》的影响，对1999年至2000年期间中国股票市场两个市场综合指数的日收盘价时间序列进行自相关系数检验和游程检验，得出了中国股票市场非有效性的结论。

正式加入WTO以后，我国金融制度对外的承诺已经进入的实质性的实施阶段，为了应对加入WTO后对我国金融体系所造成的冲击，我国各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采取措施，加快了在体制上、制度上、人事上、业务上的改革步伐。为更好地优化和整合自身资源，国有商业银行在加强与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业务联合、收购进行股份化改造的同时，对经济效益不好的欠发达地区的基层机构，采取了战略性退出。一些经营亏损，负担过重的支行乃至中心支行，被撤消或缩编。 由于历史的和自然环境等原因，欠发达地区在建国后五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与发达地区形成了较大的差距，而在前些年的企业转制过程中，由于一些欠发达地区的行政首长没有注意到保护金融的重要性，采取以逃废银行债务为目的的企业改制，使本来就发展欠佳的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机构，资产质量直线下降。 由于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经营利益因素的驱动，再要国有商业银行像原来那样，不顾自己死活地去支持地方的发展已不可能，银行“嫌贫爱富”的本性已逐渐体现，对欠发达地区的国有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实行战略性的撤并，就是残酷的现实。 然而，国有商业银行并非十分愿意这样从自己经营了几十年的阵地上撤出，而是出于无耐。因为，如果从一个地、市将机构撤并，国有商业银行本身会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首先是对撤并行职工的安置和处置问题，还有原有债权、债务的转移问题、设施网点的变卖问题等等。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国有商业银行机构，是不是只有撤并这一条路可走呢？ 怎样解决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资金需要与国有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基层组织效率低下、亏损严重之间的矛盾呢？该论文进行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就是在各大国有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彻底进行股份制改造之前，对欠发达地区的基层金融机构进行局部的股份制改造整合，即对欠发达地区现有的各金融机构的资产进行股份化细分，由各家按相应的持股比例，共同组合成一个股份化管理的新的区域性股份制金融机构，也可以说是区域性的金融控股公司。这一新的金融机构以标准的股份公司方式发起设立，由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和监事会，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等重大事项由董事会作出，新的金融控股公司由聘请的具有创新能力、管理能力的专业CEO进行管理和运作。国有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根据其所持有的股份比例，在新的公司中行使投票权。文章还就这一改革的思路之所以可以成立的几点原因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