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量因子是资本市场上表现最为稳健强劲的投资因子之一，本文研究了中国股市和债市间的动量溢出效应。结果发现，我国股市动量持续期约为 6 个月，债市动量持续期约为 12 个月，并且股市和债市之间存在动量溢出效应，股市持续上涨对债券价格有负面影响，而债市持续上涨对股票价格影响则是正面的。基于动量溢出效应构建的跨资产动量组合收益高于传统动量组合，风险对冲效果更好。进一步研究两个市场间的动量溢出效应传导机制，在股市动量传导至债市渠道上，央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发挥了中介作用，该作用在股市牛市期间显著，而在股市熊市期间不显著，在债市动量传导至股市渠道上，股市融资机制起到了中介作用。这些发现拓展了国内动量效应的研究，有助于投资者制定科学投资策略，为监管机构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提供依据。

股价的崩盘风险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意义。着眼于由错误定价引发的崩盘风险，本文通过机器学习模型为每个股票-月份样本计算得到样本外崩盘风险信息，逐年样本外预测精确性的均值为89.06%，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崩盘风险信息的有效性。本文对崩盘风险信息的进一步研究发现：（1）崩盘风险的截面收益具有较高的统计与经济显著性，且具有边际的定价能力；（2）当在投资策略中加入崩盘风险的截面信息执行因子择时策略时，样本外夏普比率约为未加入的2.05倍，显示出崩盘风险的截面信息对于因子择时的突出贡献。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表现为基于崩盘风险信息，能够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中市场与非市场的力量，从而有效地降低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为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本文回顾了中国、欧洲、美国三地关于风险投资（VC）收益及其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的相关文献，发现：（1）中国VC收益高于欧、美同行，但在“收益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方面却处于相对劣势，并从三个角度对该“矛盾”予以了解释；（2）VC收益（至少在美国）总是高于同期股指收益；（3）“高风险、高收益”在VC行业并未得到证实。最后，本文指出了VC组合投资策略的八种研究思路。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推动广大普通居民家庭的财富得以快速积累，使更多的普通投资者参与到股票和基金等金融资产的投资中，此背景之下在如何通过合理的资产配置实现家庭财富的保值与增值就成为了越来越重要的问题。通常投资者的投资目的和投资策略会因其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或不同年份而不尽相同，而广大普通家庭投资组合选择中所表现出的年龄效应和时间效应汇聚所产生的合力，更会对整个金融市场造成巨大影响。以家庭股票市场的参与选择作为研究视角，本文选用2005-2007年来自全国23个城市的3870个家庭样本，通过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两种指标，分析了生命周期效应和年份效应以怎样的方式影响普通家庭的参与决策。首先，研究发现即使控制了财富积累能力和教育程度等因素后，家庭直接参与市场的选择依旧表现出一定的年龄效应，中国居民家庭股票市场的直接参与率随年龄呈现出“钟形”分布。此外，在数据样本的时间区间家庭参与率有明显提高，这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居民开始持有股票等风险资产，投资组合逐渐从简单变得复杂。

本文提出国债组合投资的多阶段随机规划模型，导出基于未来利率市场不确定信息的具备动态调整 特点的国债组合积极投资策略。该模型采用利率水平、斜率和曲率的“三位一体”的离散情景树刻画未来 利率期限结构动态演化过程，其中特别考虑了广义货币供给变动的影响；通过最小化国债组合收益的CVaR 风险，对国债组合进行积极动态配置；同时兼顾国债投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等要求，实现了国债组 合投资与管理中利率风险规避和收益能力的有效匹配。实证研究表明，与传统久期配比免疫模型相比，该 模型确定的最优策略不仅能够为国债组合提供更强的抵御利率风险能力，同时能够稳步提升其收益空间， 对于金融机构实现国债投资的积极管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文基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赢富数据，研究了金融类机构投资者在不同时间长度内的投资策略和收益特征。结果显示，在短期内，机构投资者采取了反转投资策略，其投资收益主要来源于规模因素和市场因素；在长期内，机构投资者针对不同规模的公司采取了差异化投资策略：针对小公司采取了显著的反转策略，针对大公司采取了半反转策略；其长期投资策略具有一定的价值投资特征，但是市场因素和规模因素仍是其投资收益的主要来源。

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开放式基金现金流与基金业绩之间的关系。通过把基金投资者分为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本文发现赎回异常现象主要发生在机构投资者中，而在个人投资者中则没有出现。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机构投资者发生赎回异常的原因，认为主要的根源在于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策略, 尤其是机构投资者投资基金的择时能力优于个人投资者。

本文研究风险投资背景对公司在股票市场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政府背景风 险投资支持的公司，外资和混合型背景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 IPO 抑价率较低，股票市场异 常回报率较高，民营背景风险投资支持的与政府背景支持的无显著差异；如果仅划分为有、 无外资背景风险投资参与两类，那么外资背景风险投资参与支持的公司相对于那些非外资背 景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 IPO 抑价率更低，股票回报率更高。对影响机理进一步剖析发现： 相对于那些非外资背景的风险投资，外资背景风险投资倾向更加谨慎的投资策略，投资之后 对公司治理结构安排会更加合理，进而公司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这些最终导致公司股票 IPO抑价率较低和回报率较高。

作为基金业的亮点，明星基金用远超过市场其他投资者的收益吸引着A股市场投资者的注意力。明星基金经理的行为及其投资思路体现了A股市场基金行业的最高水平的投资决策，明星基金经理的投资心理和行为成为该基金表现的决定性因素。跟踪明星基金的股票投资组合能否体现他们的投资思路和决策，能否获得超额收益？本文根据以往基金的业绩和收益排名，选取2006年到2008年累积收益名列前茅的五只明星基金，根据它们在2009年和2010年两年期间每季度发布的季报的十大重仓股的分析，对明星基金进行被动模拟，从而形成以模拟最优明星基金的被动型基金组合。论文验证模拟明星基金的组合是否可以在A股市场上获得超额收益，并在模拟基金的过程当中尝试模拟年度和季度为代表的长、短期收益，以及仓位模拟，对各种策略进行对比，形成收益最大化策略。

通常的投资组合模型中分别以历史收益率的算术平均值和方差-协方差矩阵来定义证券组合 的预期收益和风险, 本文中我们引入专家的经验和评级, 利用模糊数学中模糊数的概念, 提出了一 个用区间数定义证券预期收益率和风险的投资组合模型. 为了能将该模型应用于风险管理领域, 我们把模糊规划模型转化为了一个极大极小最优化问题, 在满足一些特定条件的前提下,我们得到 了该模型的最优解应该包含在一个有界不可数点集中的结论. 本文得出的理论和实证结果对资本 市场中基金公司等投资机构进行风险资产投资策略的选择和投资风险管理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