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沪港通”开通以来三年的投资者账户逐笔交易数据构造了沪港投资者的跨境股票交易的比例, 并首次从微观视角分析了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后跨境股票交易对A股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横截面上，个股中“沪港通”投资者的跨境股票交易比例越高，其AH股溢价越低。进一步分析表明，跨境股票交易中机构投资者或来自香港的投资者参与程度越高更有助于降低AH股溢价。这一结论在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的检验之后依旧成立。本文又进一步发现这一效应在信息不对称程度更高的A股中更加明显，且伴随着股票流动性的上升。并且这一效应在资本市场单向开放的QFII和RQFII机制中没有出现。这一系列发现表明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机制通过鼓励投资者积极参与跨境股票交易，改善了A股的投资者结构和市场信息环境, 并提高了市场定价效率。本文结论支持了在资本市场单向开放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将有助于改善A股市场质量。

债券市场的首要功能是融资。目前我国的债券市场分为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两者存在较 大的发展差距。本文以融资成本为对象，对两市场的企业融资效率进行比较研究。发现：银行间市场的显性发行成本低于交易所市场，但发行利率指导、发行垄断导致了隐性成本的增加；交易所市场由于投资者资金实力不足造成了发行利率水平的偏高，但证券公司自身的择时能力和债券需求的真实性确保了最低的隐性发行成本。

韩国KOSPI200指数期权是全球最活跃的衍生品合约。本文认为，按期权权利金收取低廉的交易费用等制度创新是韩国股指期权10年来爆发性增长的根本原因。本文还深入剖析了股指期权推出后对股票市场波动率、资金面、投资者结构、市场操纵行为等方面的影响。韩国股指期权衍生品创新的成功经验对我国权证市场与即将推出的指数类金融衍生品发展有很好的借鉴与启发意义。

本文从实证角度，详细描述了截至2007年12月31日51家AH股上市公司自上市以来的价差变化趋势，并从公司、市场、利率、投资者、重大政策多个角度深入分析了AH股价差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同一上市公司的A股对H股普遍存在溢价现象，并且AH股价差在考察区间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流动性假说和信息不对称假说对AH股价差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两地的市场波动及利率变化对AH股价差具有显著的影响，而投资者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对AH股价差的作用不显著；在控制了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之后，股权分置改革、QDII和港股直通车政策本身对AH股价差并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证明，两地股票市场分割以及内地资本流动的限制是造成AH股价差的根源。

本文建立了一个投资者－上市公司－监管者三方主体相互博弈的动态模型，考察中国股票发行市场化改革的历史演变和市场影响，说明管制放松为何会导致股票市场萎缩。由于监管机构需要平衡发行公司和短期投机者两方面利益，权衡他们的轻重缓急。监管机构一方面有很强的动力放宽标准，实现发行市场化，支持企业通过股票市场获得社会资金；另一方面，为了吸引投资者参与股票市场，同时还要维持社会政治安定，监管机构又必须给投资者必要的利益保护和激励。两个截然相反的目标，造成管制标准波动。这种关注短期稳定，放弃明确原则的监管思路，导致监管政策本身的摇摆不定。形成“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循环机制和动态均衡。本文的结论是：在股票市场参与者结构没有太大改变的情形下，放松管制会导致股票市场萎缩。实现从行政监管向市场化监管平稳过渡，需要同时改造上市公司结构和股票市场投资者结构，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和大盘绩优股。

中国股票市场在推进规范化、市场化的过程中仍旧存在着种种问题，这需要我们从股市投资者结构、政策市特征、投资者行为及其差异、全流通问题及QFII的影响等多方面入手，来正确寻找中国股市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才能对新时期我国股票市场的运行状况有一个清醒及彻底的认识，并为市场的规范化道路扫清认识上的障碍。

本文建立了一个投资者－上市公司－监管者三方主体的模型，考察了中国股票发行市场化改革的历史和市场影响，说明管制放松为何会导致市场萎缩，以及监管政策变化如何导致市场波动。由于监管机构需要平衡发行公司和短期投机者两方面利益，权衡他们的轻重缓急。监管机构一方面有很强的动力放宽标准，实现发行市场化，支持企业通过股票市场获得社会资金；另一方面，为了吸引投资者参与股票市场，同时还要维持社会政治安定，监管机构又必须给投资者必要的利益保护和激励。两个截然相反的目标，造成管制标准波动。这种关注一时的稳定，放弃明确的原则的监管思路，导致监管政策本身的摇摆不定。形成“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循环机制和动态均衡。本文的结论是：在股票市场参与者结构没有太大改变的情形下，过度放松管制可能导致市场的萎缩，实现从行政监管向市场化监管平稳过渡，需要同时改造上市公司结构和股票市场投资者结构，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和大盘股。

中国资本市场的系统风险根源于市场的结构矛盾特别是股票市场的结构矛盾，这些矛盾主要体现在股权割裂、博弈格局的变化和当前交易机制下的投资者结构的变动，前两者是诱发投资者信心崩溃和阻碍信心恢复的核心因素，而市场机制的完善是维持市场信心的外在保障。在可预见的期限内如果中国资本市场出现系统风险，它最有可能从股票市场最先出现，危及从股票市场向其它市场的扩散过程中，以证券公司为主的机构投资者的资产结构调整将起到重要的作用。要预防中国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出现首先要解决股票市场的结构矛盾，首要的就是尽快采取行动，不能使问题越积越大，在完善市场制度建设的同时，着手解决股权割裂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为以股票市场为核心的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