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实证研究了中国证券基金市场中的明星现象。运用2005年至2007年的数据，发现明星基金家族中的明星基金会否产生“溢出效应”，即他们不仅会自身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资金，而且还可以让同家族中非明星基金也享受到资金净流入的增加。然而，对于排名靠后的基金，却没有发现显著的资金净流出。因为这种资金净流入与净流出的不对称性，那些投资管理能力弱的基金家族就可能采取明星策略，通过人为制造明星基金而成为明星家族。明星基金的“溢出效应使整个家族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净流入，自然管理费也可以增加。本文又发现，旗下基金业绩差距越大，规模越大，前期没有明星基金的家族制造明星的动机越强，而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明星，在未来不能给投资者带来更高的回报。投资者应该选择真正的明星。

本文运用博弈均衡定价模型，逐步加入转股权、赎回权、回售权和特别向下修正条款，对中国可转债设计条款进行研究，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在分析回售权时，运用“博弈的均衡点理论” 揭示了导致“华菱转债回售风波”的深层次原因，指出了可转债条款设计上的缺陷，即回售条款导致的可转债价值的非连续性；在分析特别向下修正权时指出，在有效市场中，如果投资者选择最优的转股、回售和持有策略，而发行者选择最优的赎回和转股价格特别向下修正策略，那么回售权和转股价格特别向下修正权将会相互抵消，最初的那种希望通过这两个条款保护投资者利益，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优惠，从而获得发行上的便利的设想将化为乌有。因此建议在可转债条款设计中：要么修改回售条款的设计降低可转债价值的非连续性，同时取消特别向下修正条款，防止两个条款相互抵消，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要么两个条款都取消，以简化可转债的复杂性，增加其在投资者中的普及程度。

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为背景，研究驰宏锌锗的股利分配行为与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驰宏锌锗股权分置改革与定向增发捆绑相结合的做法有欠妥当，进而导致股利分配有大股东套现和侵占中小股东利益之嫌。这主要表现在过度分配股利，两类股票之间仍然存在“看不见的差距”，市场对股利分配事件的消极反应，以及股利分配过程中的涉嫌违法行为。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建议监管当局和上市公司应该充分与中小投资者沟通信息，降低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促进公司的稳定和谐发展。

公司可见度甚至比公司本身更影响股票价格，而投资者关系管理是提高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可见度的有效手段，起到让投资者了解公司、吸引证券分析师和目标投资者的作用。本文以深交所上市公司为背景，分析了影响可见度的公司结构性特征和制度性特征两类因素，并研究了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对两类影响因素的可见度效应的调节。研究发现：投资者关系管理对公司制度性特征的可见度调节效应显著，基本支持了投资者关系管理可以提高公司可见度的假设。

投资者对开放式基金的非理性赎回，使基金管理公司陷入了“赎回困境”，这对我国新兴的基金管理公司的未来发展产生了制约。如何解释投资者的这种行为呢？本文利用行为金融研究的前沿成果，从行为金融的视角，对投资者的行为特征进行分析与论证，进而对基金管理公司未来如何走出“困境”，提出若干建议。本文的结论：基金公司的“赎回困境”现象，在我国目前“新兴”+“转轨”的经济发展背景和市场条件下仍将持续；但随着开放式基金的逐步成熟与壮大，特别是基金管理公司在自身业绩、基金产品的专业化创新与技术创新、中长期投资者的培养与教育等方面做大做强，该“困境”会伴随着市场与投资者的成熟“渐进式”缓解。

本文探讨了我国证券市场中开放式基金投资者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基金投资者在买卖基金的份额时，除了关注基金的业绩外，前一段时间基金业绩波动幅度的大小、投资者申购或赎回份额的多少与投资者当前的买卖行为显著地正相关；同时，基金申购与赎回费率的高低、管理费用的大小、以及上市时间的长短都会对投资者申购或赎回行为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所谓超联动（excess comovement）是指不同资产价格或回报之间的正相关程度超出了基本面经济因素所能解释的范围，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金融市场的非理性成分。超联动效应是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并由于其对于投资决策和金融监管的重要意义，故一直以来为西方金融学者所重视，相应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在国内，相关的研究却进展缓慢，尚处于萌芽起步阶段。因此，本文欲基于行为金融的视角，从内涵、机理成因、测量方法、实证研究等角度，对当前西方股票市场回报超联动研究成果做一个综述性研究；同时对超联动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方向及其对国内学者的启示进行了探讨。希望借此能推动该领域研究在国内的进一步发展。

基于2003年12月8日沪深交易所交易前市场透明度改革背景，本文利用一家营业部的投资者报价和交易数据，研究同一个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投资者在透明度改革前后委托单提交激进程度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其完成交易的成本的影响。我们发现透明度改革前后，机构投资者的委托单提交激进程度都显著大于散户投资者的委托单提交激进程度。透明度增加以后，机构投资者的委托单激进程度显著减少，而散户投资者的委托单提交激进程度增加。我们同时发现，透明度增加以后，机构投资者通过分拆委托单，增加交易次数，导致完成交易的时间增加，但是价格影响力基本没有变化。而散户投资者的成交时间和价格影响力有显著改善。

本文以2000至200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中国股市的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为研究切入点，考察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的信息反应模式及其对股票收益的时间可预测性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在短期内，机构投资者对信息的反应相对理性，而个体投资者更为强烈的反应过度将整个市场推向过度反应的非理性状态；在中长期内，个人投资者逐渐走向理性，而机构投资者由于对新信息存在一个反馈调整的渐近过程，在其主导下，市场整体表现出反应不足。

结合Bushman&Smith（2001）的研究框架和我国新兴加转轨的制度背景，以我国沪深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高质量会计信息能显著降低上市公司投资不足和过度行为，其中应计质量和盈余平滑性在降低上市公司投资不足和过度的作用最为显著。因此，我们应该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和披露系统的市场基础设施，如机构投资者和分析师队伍等，更进一步制度创新以更好发挥会计信息在公司资本配置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