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能否用来检验融资约束假说存在颇多争议，投资机会的 衡量偏误和融资约束分组的样本选择偏误对研究的可信性困扰已久。鉴于中国银行为主导的 融资渠道，本文利用银行授信进行分组，通过模型设定检验，发现投资机会的衡量偏误和授 信分组的样本选择同时影响了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统计推断。然而，在控制了二者的 影响后，没有授信的公司表现出显著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但获得授信的公司则没有表现 出这种特征。因此，本文认为，在合理控制衡量偏误和样本选择偏误后，投资-现金流敏感 性可以作为检验融资约束假说的依据。

本文利用Wang(2010)提出的固定效应随机前沿模型，针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4-2009年面板数据研究融资约束对其技术效率的影响，从而在公司微观层面为技术效率以及融资约束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经验证据。采用传统指标(公司规模、杠杆率和公司年龄)以及依据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模型估计的融资约束变量进行分析，本文发现融资约束对于公司技术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利用短期融资券推出作为自然实验解决内生性问题，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此外，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融资约束的缓解对于民营上市公司技术效率的提升起到更大程度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当着力完善信贷市场机制，缓解公司融资约束程度，为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奠定基础。

本文研究海外上市地点和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香港和新加坡在信息环境和制度环境方面相差不大，而纳斯达克在这些个方面均存在显著优势。采用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作为衡量投资效率的指标，通过对在三地上市的国内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进行分析，本文发现相比在香港和新加坡上市而言，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其投资对内部现金流依赖最弱，而在香港和新加坡上市的企业则相差不大。在控制了三地上市企业的各种差异，如企业规模、企业投资额以及行业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这是纳斯达克信息环境优势和制度环境优势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