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科技创新是关键，科技金融为促进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文基于2013—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科技金融、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体系，检验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科技金融能通过实质性创新、可持续性创新以及协同性创新三个维度，显著促进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且该促进作用表现出地区及投入异质性。一方面，科技金融对东、西部地区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作用明显；另一方面，来自科技资本市场、企业的科技金融投入对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有更为显著推动作用。利用不同稳健性检验方法、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等内生性检验方法的回归结果仍然支持该结论。

近年来,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大幅加强对华出口管制,滥用实体清单打压中国科技企业,以期遏制中国科技创新发展势头,那么美国能实现其目的吗？鉴于此,文章整理了美国出口管制工具中的实体清单数据和商业管制清单数据,以 2013—2021 年中国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计量分析了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创新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其抑制了中国企业创新产出,但该抑制效应会随时间逐渐减弱；另一方面,其促进了中国企业创新投入,该促进效应不仅会即刻显现且具有持续性,在考虑“树大招风”和产业关联的情况下,上述效应仍成立。其次,机制分析表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通过阻碍创新知识流动抑制中国企业创新产出,通过提升企业创新动力促进中国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最后,拓展分析显示,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会促使中国企业转向“内生创新”和减少低质量创新产出,研发国际化、龙头企业带头创新、政府创新驱动都可以帮助企业应对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文章的研究既拓展了出口管制对企业创新的研究边界,对探索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也有一定启示。

作为一种环境治理的新工具,中央环保约谈制度建立的初衷在于解决属地化环境管理体制下政策执行低效而导致的治理失灵问题,而中央环保约谈的震慑效应及其持续性有待进一步检验。文章基于我国 2005 —2019 年 28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和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中央环保约谈的震慑效应及其持续性。研究发现：第一,中央环保约谈有效降低了本地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具有显著的直接震慑效应；第二,中央环保约谈对空间关联地区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产生了负向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近邻震慑效应；第三,中央环保约谈的直接震慑效应不具有持续性,但近邻震慑效应随时间不断持续和增强；第四,机制分析表明,在风险规避和价值创造的双重作用下,中央环保约谈对空间关联的被约谈城市产生了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文章聚焦于震慑效应,拓展了环保约谈的研究视角,对环保约谈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具有实践启示。

劳动力供给的持续下降和传统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给基本养老保险带来了更大的运行压力。在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两种养老制度具有完全不同的给付方式,二者对员工退休意愿的差异化作用及对养老金可持续性的影响将直接关系中国养老保障体系未来的发展方向。文章基于世代交叠模型（OLG）理论框架,分析了在不同的养老金给付方式下员工的退休决策,并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总体上,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使员工产生了显著的提前退休意愿,参加企业年金使员工产生了显著的延迟退休意愿,但同时参加两项养老保险的员工退休意愿不显著。受企业年金异质性作用的主导,参加两类养老保险项目对不同特征员工退休意愿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对女性、无职称、无资格认证和非高等学历人员,企业年金的延迟退休效应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企业员工退休时间越晚,个人基本养老保险财富金额会越少,同时继续工作还会损害健康,耗费更高的医疗成本,致使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员工会产生提前退休意愿；企业年金财富随退休时间的延长而逐渐积累,当延迟退休所带来的企业年金财富收益引致养老金总体财富增加时,员工就会产生延迟退休意愿。因此,政府通过优化企业年金减少延迟退休阻力的方案在经济上是可行的。文章的结论为中国通过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推动延迟退休制度、提升养老金可持续性提供了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异质性的家庭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 DSGE 模型，解释了负向 TFP冲击如何引起实际 GDP 增速下行与房价、债务上涨并存的现象，且负向 TFP 冲击的持续性决定了房价、债务是否出现“逆周期”及其规模。本文基于以下逻辑：负向 TFP 冲击导致收入下滑，消费跨期替代弹性异质性使得部分家庭有倾向于减少住房支出去平滑消费，相对地另一部分家庭倾向于增加住房投资，一方面，随着消费恢复住房需求快速回升，实际住房价格由低到高，同时利率下行，财富从储蓄者向借贷炒房者转移，形成住房财富两极分化，这种分化同时强化了储蓄家庭的居住需求和借贷炒房家庭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金融中介通过吸收部分家庭的储蓄并向另一类家庭放贷，通过利差不断积累净值，更高的净值对应更多的住房贷款，二者共同推动房价的持续上升。冲击的早期，两类家庭提供更多劳动获得可支配收入，劳动意愿上升部分抵消了产出下滑，随着住房价格上升及信贷繁荣，家庭减少劳动时间，实际产出随之下降，形成房价与债务的“逆周期”现象。央行通过盯住利差，或在货币政策规则中引入金融中介杠杆因子等途径干预信贷能够消除房价与家庭债务的“逆周期”现象。最后，从信贷错配的角度出发，房价上涨是预算软约束下财政刺激、不确定性上升引起的“副作用”。

本文发现银行家情绪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中介渠道是 影子银行而不是银行表内信贷，且2016年以来的金融政策收紧尚未 从根本上冲击这一机制。除影子银行外，其他潜在中介机制都未能 通过统计检验。反事实分析更为直观地确认了银行家情绪中介机制 的检验结论，揭示出银行家情绪冲击的非持续性特征，同时验证了 影子银行的顺周期性。进一步检验显示，银行表内信贷和影子银行 均是货币政策传导 “信贷渠道”的组成部分，但影子银行削弱了货 币政策有效性。

商业银行开展普惠金融服务到底是出于声誉还是绩效考虑？本文在理论论证传统普惠金融模式对商业银行的负向激励与信息化普惠金融改进银行绩效的机制基础上，以某大型商业银行信息化普惠金融县域层面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与网点扩张型普惠金融模式相比，信息化普惠金融能够提高商业银行的盈利性和成长性，实现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进而提出商业银行信息化普惠金融发展的建议。

发展绿色金融旨在促进企业生产方式低碳转型，尤其支持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本文以绿色债券为例，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支持效应。研究发现，发行绿色债券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这主要体现在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两个方面，其中发行绿色债券对绿色发明专利的促进作用具有更好的动态持续性。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无第三方认证企业、专利密集型企业在发行绿色债券后绿色创新表现更加积极。进一步分析发现，发行绿色债券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源于资源效应和监督效应两个机制。本文最直接的政策含义是，为企业实现环境保护与竞争力提升的“双赢”和加快发展绿色金融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进而更好地实现绿色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

政策性农业保险以其金融杠杆的优势，辅以财政补贴的政策优势，日趋成为政府保障农业稳定生产、农民可持续性收入的利器，呈线性增长的趋势。然而，分销渠道较为单一、信息流通受限、信息不对称等约束因素一直制约着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率更大范围推广。“互联网＋”任何经营模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已经深度打破传统的时间、空间的禁锢，使得经济利益呈几何增长的态势。“互联网＋”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的构建，符合当前农村消费者的消费模式，探底农业生产经营者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与承受能力，也更加符合保险公司多维度营销模式。随着国家的“互联网＋”战略的覆盖面推广，其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融合，应该率先涉足农产品自然灾害保险和农产品价格保险两种险种，从互联网平台功能界定、供给侧政策扶持、风险转移等角度进行精雕细琢。

发展绿色金融旨在促进企业生产方式低碳转型，尤其支持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本文以 绿色债券为例，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支持效应。研究发现， 发行绿色债券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这主要体现在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 利两个方面，其中发行绿色债券对绿色发明专利的促进作用具有更好的动态持续性。异质性 检验发现，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无第三方认证企业、专利密集型企业在发行绿色债券 后绿色创新表现更加积极。进一步分析发现，发行绿色债券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源于 资源效应和监督效应两个机制。本文最直接的政策含义是，为企业实现环境保护与竞争力提 升的“双赢”和加快发展绿色金融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进而更好地实现绿色经济发展提供了有 益的理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