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家庭课外教育投资竞争激烈问题不断凸显。“双减”政策正是对上述现象的及时纠偏。为了进一步科学有效落实“双减”政策,增强教育获得感,厘清家庭课外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必不可少。家庭在课外教育投资中除了遵循经济学传统的“成本—收益”权衡框架外,特定的环境变化以及临近群体的表现对于家庭教育决策也存在重要的影响。基于此,文章运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 学年数据,以子女就读毕业班所产生的升学压力作为外生冲击,实证发现：与非毕业班的学生相比,毕业班内部存在的同群效应不仅扩大了由升学压力带来的特定家庭课外教育现金支出增加的幅度,并且提高了子女课外学习投入时间的增加幅度。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利用工具变量缓解模型内生性后,上述结论不变。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城市户口、父母期望子女入读本科、子女成绩欠佳以及父母督促子女学习的家庭中,同群效应的效果显著。拓展性研究发现：家庭课外教育现金支出增加对于提高子女就读毕业班时的学科绝对分数具有积极效果,但未能显著提升其相对排名,这是家庭课外教育投资“内卷化”的深刻体现。文章基于子女面临升学压力的现实,对班级同群效应机制的考察为解释课外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

“双碳”政策背景下，ESG 投资已成为主流投资机构的重要策略。文章基于基金持股来评估基金将 ESG 因素纳入投资决策中的程度，以探究 ESG 基金是否比传统基金具备更好的 ESG 表现。结果表明：(1)与传统基金相比，ESG 基金的 ESG 表现并不存在显著差异，ESG 基金存在“言行不一”的现象。(2) 业绩排名压力和缺乏外部监督可能是导致 ESG 基金“言行不一”的原因，而 ESG 基金“言行一致”主要由组织价值观驱动。进一步研究发现：ESG 基金能吸引市场上更多的资金流量。但投资者仅被基金外在的 ESG 标签吸引，未能区分基金在 ESG 表现上的差异。而获得更多资金流量的 ESG 基金并不能创造更好的超额收益。文章主要结论对我国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绿色金融体系具有一定政策启示意义。

基于条件在险价值(CVaR)建立新的基金业绩测度指标，该指标在理论上拓展了经典的夏普比率。在正态分布下，该指标是夏普比率的增函数，二者对于基金业绩排名是一致的；在非正态分布下，该指标克服夏普比率没考虑高阶矩、不满足随机占优单调性的缺陷，能给出更为合理的基金业绩排名。利用方差法、经验分布法和核估计法对新指标进行估计，蒙特卡洛模拟结果表明，方差法仅在正态分布下有效，在非正态分布下其估计结果存在系统性偏差；同属于非参数方法的经验分布法和核估计方法在任意分布下都具有大样本性质且估计精度相当。最后运用新指标对我国开放式基金的业绩进行测算和排名，结果显示：当各基金的偏度系数和峰度系数差异较小时，夏普比率和新指标给出的基金业绩排名基本一致；而当各基金的偏度系数和峰度系数差异较大时，二者给出的基金业绩排名差异较大，新指标因考虑了高阶矩信息给出的排名更为合理，这与理论预期是一致的

学界关于指数效应研究一直争论不断，尤其我国沪深 300 指数，文献中结论几乎完全相反，本文表明这些结论差异可能源自传统回归方法的缺陷。针对 Beneish 和 Whaley（1996）称作“标普游戏”（套利）的指数效应，本文利用断点回归实验，验证了沪深 300 指数效应，并通过双重差分（DID）和异常收益率分布检验验证实验结果稳健性。沪深 300 指数成分每年按照市值排名高低调入调出指数，提供难得自然实验环境。排名断点的处置效应显著，调入股票相对其对照组（未调入指数的股票）出现了大约 15%的正异常收益率，调出股票宣告日前相对于其对照组（保留在指数的股票）产生大约 10%的超幅下跌，并在宣告日后第 6 天发生反转回复到宣告前水平，但是显著性不足，说明我国沪深 300 指数效应不具有对称性。

2009年10月我国创业板市场正式在深圳成立，创业板市场定位于成长性较好且科技含量较高的中小企业股票发行与交易。本文以江苏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12项关键财务指标，利用2009-2011年度公开财务数据，构建评价江苏创业板上市公司成长性的指标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法对财务数据披露完整的26家江苏创业板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影响成长性的公共因子以及各公共因子对成长性的贡献率，最后通过计算得出综合得分及排名。结果表明江苏创业板上市公司普遍发展良好，成长性较强，没有发现上市公司有业绩“变脸”情况发生。

作为基金业的亮点，明星基金用远超过市场其他投资者的收益吸引着A股市场投资者的注意力。明星基金经理的行为及其投资思路体现了A股市场基金行业的最高水平的投资决策，明星基金经理的投资心理和行为成为该基金表现的决定性因素。跟踪明星基金的股票投资组合能否体现他们的投资思路和决策，能否获得超额收益？本文根据以往基金的业绩和收益排名，选取2006年到2008年累积收益名列前茅的五只明星基金，根据它们在2009年和2010年两年期间每季度发布的季报的十大重仓股的分析，对明星基金进行被动模拟，从而形成以模拟最优明星基金的被动型基金组合。论文验证模拟明星基金的组合是否可以在A股市场上获得超额收益，并在模拟基金的过程当中尝试模拟年度和季度为代表的长、短期收益，以及仓位模拟，对各种策略进行对比，形成收益最大化策略。

This work investigates the shifting phenomena of the funds investment style under the ranking pressure, based on all the investment funds from 2006 to 2008 in China with the statistics methods. We find that there is the tendency that the funds develop the similar investment styles, and there is quit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ctive styles and the declared styles. The investment style drifts can be found in the funds. The market expectation and performance ranking a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drifts. The changes of funds managers is a good explanatory variable about funds style drift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but not in our country. In addition,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re is a different degree of style drifts between the top and the bottom funds in the performance ranks, and the top funds are more active in the style drift than the bottom funds. Our conclusion is, the top ranking funds execute actively under the ranking pressure which is benefit for the fund investors.

本文通过系统检验经理个人特征与基金业绩、投资风格的关系，辨别基金经理个人特征所传递的投资能力与投资风格的信号。我们发现：（1）年龄、基金从业经验、教育程度、CPA/CFA资格、理工&财经双专业、海外从业经验是投资风格的信号；（2）经理所毕业大学的排名既是投资风格又是投资能力的信号。最后，检查了个人特征对投资者行为的影响，我们发现基金从业经验和教育程度为影响投资者申赎行为的特征，投资者决策所依据的是投资风格而非投资能力特征信号。

本文采用问卷研究方法对大苏州地区的台资企业进行了关于融资行为的问卷调查，获取了第一手的台资企业（研究样本）财务资料。进而，本文基于所获得的调查数据上对台资企业的资本结构、融资偏好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台资企业的负债融资主要是依靠经营性负债和（或）短期性借款；向金融机构借款的比率并不高，且借款形式以短期借款为主；台资企业的融资偏好特征符合优序融资理论，而不符合权衡理论，尤其是，台资企业在进行融资决策时所考虑因素的重要性依次排名（前四位）为：投资项目、财务宽松（或破产风险）、资金成本、股东控制权，与优序融资理论的观点有着“惊人”的一致。另外，基于实证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台资企业的盈利性是唯一显著地影响他们偏好内部资金的因素，而当他们在外部融资时，企业的规模和所持有的可抵押资产等两因素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对负债资金和权益资金的选择。

首先，本文对数量化选股的定义、优势及其理论依据作了系统介绍。然后，提出利用主成份分析法对上市公司年报里的7个财务指标和3个估值指标进行归纳，并且了构建公司财务、估值及综合评分模型。最后，通过模型选取综合排名前50名的股票组成L50组合。L50组合在2004年度至2009年度近5年的时间内，取得了每年超越指数的投资成绩，累计收益率高达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