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2010年第一季度至2023年第四季度229家中国商业银行的季度数据，考察存款定期化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存款定期化显著削弱宽松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增长的促进作用，该结论经多项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仍然成立。第二，存款定期化主要通过负债价格和负债数量两条渠道削弱货币政策向银行信贷的传导，并且在控制批发融资、市场竞争和银行资产质量等替代性因素后，核心结果保持稳健。第三，上述影响具有一定的动态持续性，并进一步削弱宽松货币政策对企业融资、投资和就业的促进作用；宏观层面的状态依赖局部投影模型分析显示，高存款定期化状态下，总量信贷、实际产出和资本形成对宽松货币政策的响应幅度总体较小。本文从银行存款期限结构视角拓展了货币政策存款渠道研究，为理解我国货币政策向银行信贷传导的异质性及其实体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以复杂性等同于不确定性的基本思想，提出了集群性复杂系统（以下简称复杂系统）的定义并推导出复杂系统的一对度量（C_d，C^±）方法，使得不同的复杂系统相互之间具有了可测可比性。 C_d是度量系统复杂性的一个指标，复杂系统的复杂性是由系统内的个体不确定性、能量（信息）大小、个体几何标度的综合变化所决定。“涌现”是复杂系统一个重要的特征现象，通过C_d可以度量系统呈现涌现的结果。 复杂度C^±是度量复杂系统平衡态的一个指标，度量复杂系统内各种力量对抗后形成的平衡状态，是描述复杂系统“自组织平衡”变化和波动的参量。 复杂系统度量属于基本参量，其原理和计算完全适用于模糊数学和灰色控制论这两门学科的模糊度和灰度的度量使用。

Bankruptcy abuse prevention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increasing foreclosure rates, imposing negative impacts on housing markets, and aggravat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By contrast, this paper documents that bankruptcy abuse prevention reduces household debt overhang, a phenomenon harmful to home values and housing markets. Using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nalysis, we find that households in recourse states increased their home improvement and maintenance expenditures after the Bankruptcy Abuse Preven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a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households pai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to the downside risk of the housing market, and that the effects vary by home equity level. The results remain unchanged with alternative specifications and cannot be explained by credit changes, judicial and nonjudicial foreclosures, homestead exemption, house sales, or heterogeneous expectations. Last but not least, we use entropy balancing to eliminat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reatment and control groups and get similar results. 预防破产滥用的政策被认为推高止赎率、对住房市场造成负面影响以及加剧金融危机而饱受批评。与之相反，本文证明破产滥用预防能够缓解家庭债务积压（debt overhang）—— 而债务积压恰恰是一种损害房屋价值与住房市场的现象。采用双重差分（DID）分析，我们发现：在《破产滥用预防与消费者保护法案》（BAPCPA）实施后，**追索权州（recourse states）**的家庭增加了住房改善与维护支出；该时期家庭对住房市场的下行风险高度关注，且上述效应因房屋净值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在多种替代设定下结果依然稳健，且不能被信贷变化、司法与非司法止赎、宅基地豁免、房屋销售或异质性预期所解释。最后，我们使用熵平衡（entropy balancing）方法消除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差异，同样得到了一致的结果。

本文比较英国"多货币竞争"与中国"央行主导"两种央行数字货币监管逻辑。英国允许多种货币形态在严格护栏下竞争，银行可参与货币创新，体现分散化试错特征；中国坚持数字人民币唯一合法，央行垄断发行与规则制定，银行在核心规则上参与空间有限，体现集中化推进特征。两种路径并非优劣之分，而是风险控制的组织方式不同：英国通过市场机制分散创新风险，中国通过行政机制集中管控系统性风险。货币形态的数字化没有统一模式，关键在于制度设计是否与本国金融生态、风险承受能力和政策目标相适配。

财经社交媒体深刻重塑信息传播格局的背景下，如何从投资者视角有效提取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已成为识别市场动态和资金流向的关键。本文采用雪球网百万用户近8500万条社交媒体大数据，利用文本分析构建基于社交媒体的A股上市公司关联网络，研究关联股票间的动量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 社交媒体关联股票加权收益率对目标股票收益具有显著为正的预测能力，且该结论在控制各类公司关联动量后仍然保持稳健，据此构建的等值加权多空策略可产生约36个基点的日平均收益。(2) 经济机制检验发现，关联股票加权收益率越高，目标股票的散户买入、主动性买入订单越多，并且在套利摩擦更高的股票中，动量溢出效应越强，支持了注意力溢出与有限套利驱动的错误定价的理论解释。(3) 进一步分析表明，投资者情绪越高、预测期限越短，动量溢出效应越强；该效应在考虑交易成本、采用不同关联测度方式以及纳入多源社交媒体平台后依然显著。本文揭示了互联网时代下基于社交媒体的公司关联的独特价值，可为监管层实时研判公众认知和防范金融市场风险传导提供更高频、前瞻且准确的依据，对二级市场投资决策亦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企业非效率投资是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公司治理、外部监管等传统因素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鲜有研究关注行为金融的纠偏是否有助于缓解非效率投资。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人工智能应用所产生的行为金融纠偏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人工智能应用可以显著降低非效率投资程度，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尤其是控制了公司战略选择这一潜在解释因素后，本文结论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人工智能应用主要通过改善管理层非理性行为缓解企业非效率投资，体现出人工智能技术在认知优化和行为纠偏方面的独特作用。进一步分析未发现人工智能改善公司治理水平的证据，揭示了人工智能应用的边界与局限性。本文丰富和拓展了行为公司金融的研究文献，也为优化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人工智能(AI)与公司治理的相关文献，聚焦AI在公司治理中替代人类决策引发的实践难题与理论争议，从法、理、情三大维度剖析核心治理困境：在“法”的维度，面临法律主体缺位、算法黑箱导致的责任界定模糊及跨境法律适配冲突；在“理”的维度，存在技术路径锁定、战略弹性不足及行业特性适配偏差等治理策略问题；在“情”的维度，凸显算法偏见引发的公平性争议及自主决策与人类控制的伦理冲突(如隐私侵犯、情感缺失)。基于上述困境，本文针对性提出破局路径：法理层面构建“AI守住合规底线”的制度体系，战略层面确立“人主导下的AI辅助”实施路径，伦理层面明确“人引领AI”的价值准则，为AI与公司治理的深度融合提供兼具理论与实践意义的研究框架。

壮大耐心资本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当前理论界与实践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但鲜有研究探讨由耐心资本形成的共同所有权网络及其绿色治理效应。鉴于此，本文以2016—2023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长期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长期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增强长期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机制检验表明，长期共同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抑制研发操纵与提升内部控制信息质量来促进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长期共同机构投资者通过抑制绿色创新的“黑暗面”，推动企业全面履行其社会责任，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言行一致”。异质性检验发现，在高科技行业和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中，长期机构所有权的绿色治理效应更为明显。本文从长期共同机构所有权视角揭示了AI赋能耐心资本网络在促进绿色创新中的显著作用，拓展了耐心资本作用机制及绿色创新驱动因素方面的研究文献，也为政府监管政策制定与企业绿色创新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

环境行政处罚作为环境规制的核心手段，在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入探究其影响机制及异质性效应是优化环境政策设计的重要议题。本研究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网络爬虫技术获取的环境行政处罚数据，运用Staggered DID（交错双重差分模型）与双变量Tobit模型，分析了政府环境处罚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和异质性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绿色行政处罚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正向积极作用：一方面，绿色发明型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数量与质量得到提升；另一方面，该效应在控制企业异质性与动态趋势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大型企业，小型企业在行政处罚后展现出更为敏感的绿色创新响应，尤其是实用新型专利的增长表现更为显著；此外，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提升幅度显著高于非制造业企业。在中介机制方面，分析发现环境行政处罚主要通过改善企业信息披露透明度和缓解融资约束，间接驱动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更为重要的是，本文发现PM2. 5污染与行政处罚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凸显了区域环境治理与宏观创新战略协同的重要性。基于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优化环境规制工具的差异化设计，二是构建动态信用评级体系，三是加强政策协同。这些研究结论为提升环境规制的精准性、激发企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本文基于2011-2022年城市层面与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双重差分法（DID），系统考察了国外技术引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外技术引进通过技术转移基地的设立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且这一结果在控制了企业特征与城市特征后依然稳健。技术溢出效应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中介路径，国外技术引进通过提升数字经济领域专利授权量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但对专利申请的影响较小。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外技术引进对国有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企业以及融资约束较小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比中低技术制造业企业更易从技术引进中获益，而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受技术引进的影响较小。城市异质性分析显示，非省会城市、内陆城市以及新基础设施较发达城市的技术引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为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国外技术引进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