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链企业存在专利创新“量质错配”陷阱,这阻碍了创新要素的沿链扩散与技术整合,导致重点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难以实现有效突破。文章从产业链治理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机构纵向持股能否提升产业链企业的专利创新质量。研究发现,嵌入产业链的机构纵向持股与企业专利创新质量之间呈现出“U”形非线性关系。在 U-test 非线性测试、控制样本选择偏差和反向因果等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机构纵向持股的投资组合权重以及产业链上下游非对称持股影响其治理行为。其中,监督型机构纵向持股在企业专利创新治理中发挥主要作用；随着产业链非对称持股程度加大,来自联结供应商或者分销商的机构纵向持股的治理策略逐渐由“策略均衡”向“主动干预”演化,从而提升企业专利创新质量。在作用机制方面,当持股比例小于 26.27% 时,机构纵向持股通过纵向关联交易和垄断竞争强化垄断效应,降低企业专利创新质量；当持股比例大于 26.27% 时,机构纵向持股通过企业供需优化和委派董事加强协同治理效应,以此促进专利再配置和专利引用,进而加强创新扩散效应,提升企业专利创新质量。文章的研究结论可以深化对机构纵向持股这一新兴持股模式促进产业链企业专利管理的认识,同时也为政府监管部门制定关于产业链韧性和稳定的相关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ESG评级作为ESG相关的研究和决策的数据基础，存在着诸多不足。其中之一便是ESG评级分歧，即不同评级机构对同一家被评级企业给出的ESG评级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以ESG评级分歧对债务成本的影响为例，提出了分析ESG评级分歧影响的理论解释和实证方法的框架。 理论上，本文提出ESG评级分歧会让市场认为企业没有规范透明的披露ESG信息，其真实ESG表现偏离ESG评级所代表的水平的风险更高，市场会对该风险要求一个溢价。在实证上，首先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ESG评级数据，在控制了ESG评级均值、评级机构数量、以及其他企业特征之后，我们发现ESG评级的标准差上升会导致企业债务成本上升。第二， 我们利用政策冲击解决内生性。香港交易所在2018年进行了改革，增加了ESG披露的规范性，我们用A股企业是否同时在香港上市和是否在2018年以后的交乘项作为ESG评级分歧的工具变量，发现结论仍然成立。第三，在控制代表了评级机构构成的一个交乘类别变量之后，此时评级分歧对债务成本的影响仍然存在，且相比基准分析变化很小。这表明本文的发现与评级机构的构成关系不大，而主要来源在于企业自身ESG披露规范性的差异。第四，我们发现企业向市场发出规范披露信号时，该影响变弱。当企业的ESG披露经过第三方鉴证或者是符合GRI标准时，评级分歧对债务成本的影响都大为减少。 本研究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首先本研究发现企业信息披露规范程度越高，该评级分歧对企业融资的负面影响就越低。因此，企业自身可以通过改善ESG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和透明程度，来削弱这种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利用政策冲击的分析表明，监管可以加强对ESG信息披露规范程度的强制要求，减少市场对不规范披露带来的ESG实际表现背离评级表现的担忧。 本研究对ESG评级分歧的影响提供了理论解释和实证检验的框架，为该领域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网络安全治理已经引起了政府决策部门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聚焦资本市场中的企业网络安全治理与金融风险，通过深度学习方法分析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构建企业网络安全治理指标，实证研究揭示了网络安全治理和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网络安全治理可以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这一结论在更换解释变量、增加控制变量和《网络安全法》的颁布作为准自然实验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企业网络安全治理降低了外界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企业社会责任，从而降低了股价崩盘风险。国有企业、规模较大、公司成长性较好、有形资产比例较低的公司更有可能重视网络安全治理。本文结论为企业网络安全治理对金融风险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为企业网络安全治理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建议参考。

本文利用2008-2020年国有企业债券数据实证检验僵尸企业的债券定价问题。实证结果表明僵尸企业债券存在严重的定价扭曲，且这种扭曲效应能够传染到非僵尸企业债券定价中，进而导致整个债券市场定价扭曲。具体地，（1）相比于非僵尸企业，僵尸企业的信用利差较低，且存在一二级市场价差为负的情况，上述结论证实了僵尸企业债券存在定价扭曲问题。（2）上述扭曲效应在地方政府财政健康度差、承销商受地方政府控制力度大、银行承销商业绩基本面差、银行与企业存在借贷关系、以及僵尸企业风险大的组中更加显著，这些结果说明在金融分权下，地方政府通过其控制的金融资源（银行承销商）帮助僵尸企业发行债券。（3）一个省份中僵尸企业比例越大时，非僵尸企业债券的发行信用利差越低，债券市场非僵尸企业的业绩基本面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同时非僵尸企业发行债券的一二级市场价差也越小。这个结果说明，僵尸企业债券的定价扭曲会导致整个债券市场定价效率低下。本文研究结论为加快出清僵尸企业、促进与完善市场化发行机制，以及提高债券市场信息披露质量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

针对当前国家和社会普遍关心的“金融让利”问题，本文提出，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现代金融业的使命，也是金融理论的核心理论问题，因而回答“应不应该让利、如何让利”的关键是理解金融业利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大量文献和经济学事实的基础上，本文将马克思生息资本理论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有机结合，将马克思“利息来源于利润”的著名观点融入现代经济增长框架，解释了金融业利润过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基于全球面板数据的实证证据支持了模型的核心推论。本文的研究表明，促进金融业让利的根本在于构建合理的“产业-金融”利润分享机制，但绝不能搞“一刀切”，通过反垄断、提供公共信息、倡导金融机构社会责任，适度控制金融部门的议价优势，是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有效手段。

本文以借壳上市为研究场景，讨论和度量了分析师盈余预测中的公共信息依赖效应。研究发现，相比于控制样本，借壳上市企业在业绩承诺期结束后三年的分析师盈余预测误差上升约 39.72%，分歧度上升约 35.29%。进一步研究发现，失去业绩承诺信息导致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公共信息含量下降，但私有信息含量没有变化，同时也会导致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频率上升，但并未影响分析师的企业调研行为。研究还发现，分析师的盈余预测报告在业绩承诺存续期内缺乏有用性，仅在业绩承诺期结束后引起了投资者更强烈的市场反应。总体而言，公共信息对于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至关重要，分析师在失去重要的公共信息后未能通过私有信息加以弥补。本文的研究揭示了分析师的公共信息依赖效应，对于深入理解中国情境下分析师的行为逻辑提供了帮助。

CEO与企业管理团队的非正式联结关系有助于强化团结协作，但亦可能催生监督妥协与缺位，弱化公司治理效率。本文以CEO任职以来董事高管人事变更的累积比率刻画CEO内部联盟，从企业金融化视角探讨该非正式联结关系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内在机理。选取中国沪深A股2012-202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CEO内部联盟提高了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并显著加剧了企业“脱实向虚”程度，内部联盟强度每增加1个标准差，企业金融化程度约提高了6.37%。通过机制检验发现，CEO内部联盟弱化了董事会监督职能和内部控制有效性，CEO的绩效薪酬敏感性更低，且主要表现为绩效下滑时的薪酬粘性增加。异质性检验还发现，当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强、企业跨行业套利空间越大、CEO薪酬更低以及外部薪酬差距更大时，CEO内部联盟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会更为明显。此外，当融资约束更弱时，企业金融化冲动受到CEO内部联盟的影响会更强。本文的研究表明，CEO内部联盟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更多表现为监督妥协与缺位，会加剧企业金融套利的短视行为，这对于优化公司治理体系和防范企业“脱实向虚”都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本文以2009-2020年针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485,366份分析师报告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分析师利空关注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分析师的利空关注会同时抑制过度投资和缓解投资不足，对公司投资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第二，当公司面临较大的卖空压力时，或分析师能力和努力程度更高时，分析师利空关注对公司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突出。第三，基于双重纠偏LASSO（DoublyDebiasedLASSO）回归对影响机制的遗漏变量控制后，发现分析师利空关注对投资效率的积极影响同时存在卖空压力的“大棒效应”以及信息增强的“萝卜效应”。第四，基于因果路径分析法，对多个机制间相互重要性和关联性检验后发现分析师利空关注的“萝卜效应”要强于“大棒效应”，而机构投资者的直接作用要强于资本市场的间接作用。本文为探讨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中的角色提供了新视角，补充了中国情境下分析师关注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经验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时代，中国日益完善的劳动保护制度将对微观企业财务信息产生何种影响？本文以2011年《社会保险法》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劳动力保护制度对于微观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及其具体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密集型企业受《社会保险法》实施的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提高0.15%，占其均值的14.4%。机制分析发现，劳动保护制度通过两个渠道提高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1）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推动企业进行人力资本结构升级，进而起到提高会计信息准确度并加强内部监督的作用；（2）劳动保护的加强提升了企业出于降低债务融资约束而提高财报信息披露质量的动机。上述结论在进行平行趋势检验与安慰剂检验、控制高维固定效应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本文将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延伸至劳动经济学领域，为更深刻地理解会计信息可比性背后错综复杂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颖的视角，对全面考察劳动保护制度如何提升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并为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社会保险政策提供了支持性证据。

如何稳妥处置企业僵尸化并提高企业造血功能是现阶段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重点，而已历经30多年改革的资本市场向来是经济改革的前沿阵地。那么，当前我国的资本市场是否已经能够为企业去僵尸化提供有效助力呢？以200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资本市场的价格信息效率提升对企业去僵尸化的改善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第一，资本市场价格信息效率的提升对企业去僵尸化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第二，资本市场的价格信息效率提升会通过“输血”和“造血”两个功能渠道助力企业去僵尸化。具体地，高效率的资本市场一方面通过更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改善了企业融资的“输血”环境，进而帮助企业摆脱了对信贷补贴的依赖困境；另一方面，通过引入专业的股权投资者，高效率的资本市场帮助企业从改善经营管理效率、抑制非效率投资以及增强内部控制等方面提升自身的“造血”功能，进而从根源上抑制了僵尸化的产生。异质性分析表明，资本市场价格信息效率的提升对比较优势较为明显的企业以及“技术—资本”适配程度较低的企业的去僵尸化有着更为显著的助力。最后，本文还发现，以融资融资制度与沪港能制度为标志性事件的资本市场分层扩容改革能够提高资本市场信息效率，进而强化了上述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发现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改革攻坚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有益的政策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