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和引导小股东参与治理是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和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环节，对于健全投融资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和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4-2023年沪深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小股东参与治理出现的意见分歧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小股东意见分歧会显著增强股票错误定价；机制分析表明，小股东意见分歧通过减少公司特质信息含量、降低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信息传递效率影响股票错误定价；异质性分析表明，小股东意见分歧对错误定价的负面影响随信息不对称程度和融资约束程度的提高而增强，随投资目标财务相关性的增强而削弱。本文研究结论对于优化上市公司小股东治理机制，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环境行政处罚作为环境规制的核心手段，在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入探究其影响机制及异质性效应是优化环境政策设计的重要议题。本研究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网络爬虫技术获取的环境行政处罚数据，运用Staggered DID（交错双重差分模型）与双变量Tobit模型，分析了政府环境处罚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和异质性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绿色行政处罚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正向积极作用：一方面，绿色发明型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数量与质量得到提升；另一方面，该效应在控制企业异质性与动态趋势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大型企业，小型企业在行政处罚后展现出更为敏感的绿色创新响应，尤其是实用新型专利的增长表现更为显著；此外，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提升幅度显著高于非制造业企业。在中介机制方面，分析发现环境行政处罚主要通过改善企业信息披露透明度和缓解融资约束，间接驱动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更为重要的是，本文发现PM2. 5污染与行政处罚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凸显了区域环境治理与宏观创新战略协同的重要性。基于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优化环境规制工具的差异化设计，二是构建动态信用评级体系，三是加强政策协同。这些研究结论为提升环境规制的精准性、激发企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通货膨胀如何影响资产价格？经典的“债务-通胀”渠道认为，通胀将降低债务的实际价值并将财富由银行转移至企业。而本研究发现，不同监管环境下通胀会引起银行和企业间非单调的价值转移。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在债券违约率更高、回收率更低的松监管环境下，通胀使得回收率上升，实际价值从企业向银行转移；在违约率较低、回收率较高的严监管环境下，通胀使得名义债务贬值，实际价值从银行向企业转移。本文利用1994-2025年的A股数据，提供了支持分析的经验证据：08金融危机引发对银行监管的关注和巴塞尔Ⅲ导致了银行价值对通胀的暴露由正转至长期为负，而影子银行的发展又重新降低了银行对通胀的负向暴露。基于DSGE的量化模型中，货币政策与通胀冲击会产生符合分析的价值转移结果。本文为通胀对资产价格和实体经济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为货币政策制定与银行监管提供了重要的关注对象和货币非中性的证据。

本文以2011—2023年A股市场存续的全部股票型ETF基金为样本，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法（DID）识别流动性服务业务引入对ETF跟踪误差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引入流动性服务机制可显著降低ETF的跟踪误差，该结论在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检验表明，流动性服务商激励改善与市场交易条件优化是跟踪误差降低的主要传导路径，机构投资者比例提升进一步强化流动性服务的政策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优化复制策略、宽基指数ETF与中小规模产品受益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该机制显著改善了流动性基础薄弱ETF的跟踪误差，缓解了市场“马太效应”。本文从制度演变的视角系统揭示了ETF市场流动性服务机制的微观传导与结构性影响，为提升ETF基金运行质量与健全ETF市场功能提供了实证支持与政策启示。

在我国资本市场中，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对行业资产价格具有显著影响。本文尝试将政策文本纳入金融文本分析框架，构建政策——行业相似度指标体系，识别政策支持导向，并探讨其在行业定价中的作用机制。文章构建了涵盖多层级政策的文本数据库，分别采用传统模型（LDA和LSA）与大语言模型（LLM）识别政策中的行业提及频次，测算政策——行业相似度指数，并结合行业收益数据构建策略。文章进一步引入支持向量回归（SVR）识别不同行业的最优政策滞后期，提升策略表现。实证结果表明：LLM模型在政策主题提取上明显优于传统方法，基于政策相似度构建的行业策略在多阶段均展现出稳健的超额收益，且政策对行业的影响有长期滞后效应，行业反应通常在政策发布半年后。考虑现实市场约束，基于最优滞后窗口构建的单边多头策略也表现优秀，具备良好实用性，特别是在政策密集期（如2015、2020年）表现突出。本文的研究为政策信号的量化研究与行业资产配置提供了新的方法与实证支持。

2019年，国家发布《绿色产业指导目录》，首次明确绿色产业范围和技术标准，旨在为包括绿色金融体系在内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中一系列制度安排的重点支持方向提供技术上的参考目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以《目录》提供的技术文本为基础、运用前沿的大语言模型，构建了全新的基于专业技术角度的企业绿色技术指标，避免了传统企业环境效益评价指标（如ESG指标）存在的覆盖不足和漂绿高估问题。以该指标为基础，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目录》对企业创新能力、投资行为及经营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目录》的颁布鼓励企业加大了研发投入、增加了绿色支出，提升了绿色企业的创新能力，尤其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创新产出。进一步地融资机制探索表明，明确绿色标准显著降低了相关企业的融资成本，尤其对企业信贷融资渠道的影响更为显著。最后，本文通过经济意义分析发现，《目录》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和节能减排。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健全绿色金融机制、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气候投融资缺口是制约人类气候适应进程的全球性难题，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是我国现阶段应对气候风险冲击提升经济韧性的重要议题。本文构建嵌入气候适应型财政货币政策的气候灾难风险模型，考察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的产生机理以及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缩小缺口的效果。研究发现：第一，气候灾难风险冲击增大、金融摩擦上升会扩大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第二，气候适应再贷款政策通过降低金融摩擦产生的信贷风险溢价，气候适应补贴政策通过定向补贴气候适应性投资的边际收益，分别从金融供给侧和企业需求端缩小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第三，气候适应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有效缓解气候灾难风险对经济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两类政策对经济金融系统的支持效果存在差异，并且政策协调搭配具有更强的经济金融稳定效果。第四，为完全弥补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气候适应再贷款和气候适应补贴的最优政策支持力度需要根据气候灾难风险冲击大小动态调整。两类政策均能够提高社会福利，并且政策协调搭配相较于单一政策具有更高的社会福利增进效果。

本文基于2010—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从数字经济的视角，探讨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与企业ESG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显著提升了企业的ESG绩效，激发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动力，尤其是对企业的环境治理（E）和社会治理（S）维度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体现了数字化政策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企业规范约束的作用。第二，机制研究表明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使明显促进了当地企业的数字化程度，此外，区位导向性政策可以有效规范约束企业数字化转型，从而促进企业ESG绩效的提升。第三，大数据试验区能够更好地促进东部地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非高新技术企业，并未实现均衡发展，仍存在区域和企业间差异。本文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化理解以大数据试验区为代表的数字产业政策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效果，也为地方政府依托大数据试验区，抢抓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深度挖掘数据要素价值，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立足于当前民营企业“反向混改”积极推进和 ESG 实践蓬勃发展的大背景,文章以2010—2020 年存在国有资本参股的 A 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民营企业善待员工的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结果发现,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显著提升了民营企业的员工责任分数,有利于民营企业善待员工。机制分析表明,国有股东委派董事通过提供资源支持和增加社会关注促进民营企业履行善待员工的社会责任。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结果在管理层短视程度较高、行业集中度较高以及劳动密集度较低的样本中更加显著。进一步考虑国有股东的异质性特征发现,当国有股东为战略型投资者以及与民营企业位于同一注册地时,其委派董事对民营企业善待员工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文章从董事会层面混合治理的视角厘清了国资参股促进民营企业善待员工的机制和作用条件,为民营企业通过制度设计实现“高质量”混合以及借助“反向混改”的契机改善ESG 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从而提升气候韧性，是现阶段推进气候适应性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本文首先在动态测度气候韧性的基础上，为气候适应性投资提升气候韧性的效果提供初步证据；然后构建嵌入气候适应型财政货币政策的气候灾难风险模型，考察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的产生机理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效果。最后进一步讨论最优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力度与政策组合。研究发现：第一，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显著增强经济的抗气候风险冲击能力以及冲击后的反弹能力，有效提升气候韧性。但由于银行、企业道德风险以及气候适应性技术约束的存在，气候适应性投资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由此产生。第二，气候再贷款政策通过缓解银行道德风险引起的贷款利率溢价；气候适应补贴通过补偿适应性技术门槛产生的投资调整成本，能够有效缩小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但企业道德风险会削弱两类政策的实际效果。第三，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有效缓解气候灾难风险对经济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其中气候再贷款政策的效果主要体现在金融层面，气候适应补贴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更加显著。第四，为完全弥补气候适应性投资的缺口，最优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力度随着气候灾难风险升高需要不断增强。但气候再贷款政策会受到零利率下限的约束，过低的气候再贷款利率不利于社会福利改进，气候再贷款政策搭配使用气候适应补贴政策能够更好地增进社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