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着力促进代际流动和缓解收入不平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0～2022年CFPS微观家庭经济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七期代际收入转移矩阵和六期非平衡面板数据，从宏微观结合的视角切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和家庭代际流动对收入不平等多维度收敛性的内在驱动机制和时空分异规律。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后，居民收入分配结构更加合理，通过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拓宽就业创业渠道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三条理论渠道，显著促进了家庭代际流动和收入不平等收敛，其作用机制对农村地区、单亲家庭、男性子代的效果更为显著，对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家庭的作用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家庭代际收入向上流动后，有助于城乡间、区域间以及体制内外等多维度收入不平等收敛，“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检验表明，收入不平等现象在东中西部区域基本收敛，但在城乡和体制内外还未实现收敛，面临城镇和体制内代际流动意愿缺失的现实困境。以上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证实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为如何认识共同富裕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和重要依据。

在已有的实证研究中，金融发展水平指标的选取存在一定的缺陷，并 得出了存在明显分歧的结论。同时由于时间序列数据过短导致研究结果显著性 差。本文通过计算基尼系数，选取金融产业GDP作为度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 将时间序列数据扩展到1952-2008年，对中国金融发展水平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进 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水平与收入不平等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中国 存在扩展的库兹涅茨倒U效应，控制变量的加入显著提高了模型的解释能力。因 此，缩小收入差距不仅应进一步发展金融，更应对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因素进行综 合治理。

在关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理论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关注金融规模的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而忽视了金融发展的本质主要是金融效率的提高。本文在Turnovsky（2005）的内生增长模型框架内，加入金融部门，分析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论显示，金融效率的提高虽然会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也会扩大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金融效率提高拉大收入不平等主要是由于金融资源配置不公平造成的。因此，政府在金融发展问题上应兼顾效率和公平，赋予金融部门一定的社会责任，消除不公平的信贷配给，建立普惠性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