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关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但因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迥异，不同商品的价格粘性也存在显著差异，传统单一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无法客观反映各收入群体所感知的真实物价水平。本文结合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与宏观加总数据，创新性地构建了分布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Distributional CPI）。基于该指数，本文提出了货币政策通过消费价格端影响不平等的新机制，并对其进行了量化研究。同时，本文还采用了新近发展的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序列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存在显著差异，且低收入群体的价格指数具有更大的波动性。进一步分析表明，与传统研究所揭示出的加总效应不同，由于消费结构的差异，货币政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造成了异质性影响。特别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显著增加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而高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较弱。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货币政策在稳增长、保就业之外，还在消费价格端表现出明显的社会福利分配效应。此外，本文构建的分布式消费者价格指数也是Piketty et al.（2018）强调的政府构建并发布分布式国家账户（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在消费价格端的一个重要延伸。

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关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 但因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迥异，不同商品的价格粘性也存在显著差异，传统单一 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无法客观反映各收入群体所感知的真实 物价水平。本文结合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与宏观加总数据，创新性地构建了分布式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Distributional CPI)。基于该指数，本文提出了货币政策通过消费 价格端影响不平等的新机制，并对其进行了量化研究。同时，本文还采用了新近发展 的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序列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不同收 入群体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存在显著差异，且低收入群体的价格指数具有更大的波动性。 进一步分析表明，与传统研究所揭示出的加总效应不同，由于消费结构的差异，货币 政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造成了异质性影响。特别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显著 增加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而高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较弱。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货币 政策在稳增长、保就业之外，还在消费价格端表现出明显的社会福利分配效应。此外， 本文构建的分布式消费者价格指数也是 Piketty et al.(2018)强调的政府构建并发布分 布式国家账户(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在消费价格端的一个重要延伸。

本文以2007-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上市公司的薪酬差距和政府补助的情况，并检验了政府补助对薪酬差距的影响，我们发现，上市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会对其薪酬差距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政府补助会显著增加高管薪酬，并显著扩大上市公司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政府补助对薪酬差距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比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国有企业的政府补助显著提高了高管薪酬，高管薪酬增加的幅度显著高于普通员工薪酬的增长幅度，从而使国有企业薪酬差距进一步扩大。在地方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中，该现象表现得最为突出，即地方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在获得政府补助时支付了更高的高管薪酬，导致其薪酬差距进一步扩大。我们的研究发现，作为社会再分配的政府补助不但没有在社会再分配中起到对初级分配的调节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初级分配的不公平。本文用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反映宏观层面的收入分配和宏观调控的作用，以更细致的数据得到更为准确的结论。

在已有的实证研究中，金融发展水平指标的选取存在一定的缺陷，并 得出了存在明显分歧的结论。同时由于时间序列数据过短导致研究结果显著性 差。本文通过计算基尼系数，选取金融产业GDP作为度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 将时间序列数据扩展到1952-2008年，对中国金融发展水平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进 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水平与收入不平等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中国 存在扩展的库兹涅茨倒U效应，控制变量的加入显著提高了模型的解释能力。因 此，缩小收入差距不仅应进一步发展金融，更应对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因素进行综 合治理。

本文利用1993-2006年中国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对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财政收支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间接而持续的双重挤压作用；而整体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不具有显著的作用。这证实包含政府部门的内生增长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受到财政收入和支出行为的间接负面影响，财政收入的资本依赖和扩张性支出的资本偏向有利于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扩张产出规模，同时提高了资本的产出效率和回报份额，间接地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

“十二五”时期，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异常复杂。国际竞争持续加剧，保护主义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大障碍，建立全球性的金融宏观审慎战略制度势在必行；另一方面，国内消费不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创新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就业压力空前，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长期以来各国政府推行2%左右的通胀率导致了今天的价格发散和全球通胀，并加剧收入分配不均和 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由此合理的通胀目标和最优通胀率成为学术界自“弗里德曼与菲尔普斯争论”以来重 新关注的焦点。本文建立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合作的最优政策模型，研究了通胀膨胀的稳定性和最优通胀率。 分析结果表明，通胀的稳定性需要政策制定者利用政策规则促进市场结构向有利于维持通胀稳定的工资和 价格粘性、货币需求、价格稳定性目标以及市场预期方向运动，经济增长中确定性的最优通胀率为零，最 优通胀率并不因政策的变化而改变，它是一个经济系统内生决定的最优点，但在财政和货币合作政策机制 下，政府能够使用政策让实际通货膨胀率向最优通胀率路径运动，政府也能够影响市场结构促使最优通胀 率的实现。我们的分析证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最优的通胀率为2%，如果系统呈现-2%的最优通胀率，那 必定是短期的最优值，长期最优通胀率则仍然为零。同时，我们的分析还表明，在价格水平目标和ZLB 之 下，财政和货币政策作用空间并不会受到约束。

在关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理论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关注金融规模的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而忽视了金融发展的本质主要是金融效率的提高。本文在Turnovsky（2005）的内生增长模型框架内，加入金融部门，分析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论显示，金融效率的提高虽然会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也会扩大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金融效率提高拉大收入不平等主要是由于金融资源配置不公平造成的。因此，政府在金融发展问题上应兼顾效率和公平，赋予金融部门一定的社会责任，消除不公平的信贷配给，建立普惠性金融体系。

目前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正面临一个深刻的调整周期。对于中国经济来讲，如何在解决当前危机所需要的短期手段以及改变中国经济依赖外需的畸形结构间寻求平衡，越来越受到政府部门和中外学者的密切关注。为了从数量上把握短期扩张的公共支出政策对实物部门和金融部门影响，本文基于一个实物部门与金融部门相统合的中国金融可计算性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从动态的角度定量分析了在中国结构调整过程中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并提出模拟结果的相关政策含义。

本文研究了中国资本市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文章首先简要回顾了相关研究，提出了资本市场可能影响收入分配的渠道，利用相关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资本市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本文的结论是：我国资本市场对收入分配有影响，特别是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对于收入差距的缩小有积极作用，不过总体上资本市场对于我国收入差距的缩小的作用还很小。资本市场指标和收入分配指标间有微弱的倒U关系。文章认为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是，我国尚属于低收入国家之列，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又处于转轨阶段，资本市场的发展在相关制度安排上出现了一些先天性的体制缺陷，发展尚不规范，特别是面向中小企业和农村的资本市场发展很薄弱，资本市场的信贷配给还较严重，等。文章提出，良好的资本市场，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可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增长与公平的双赢。在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和谐金融，实现资本市场和谐发展，就必须加快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构筑和谐金融生态，加快金融创新，加快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和面向中小企业、面向农村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创造条件实现资本市场的广化效应， 这样才能实现惠及穷人和公平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