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国家创新能力显著提高。但如何有效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创新的支持作用,仍然是政府部门和学界关注的重大现实课题。立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视角,文章以国家产业与金融合作试点城市（简称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的企业专利申请数量显著增加,但主要体现在非发明专利的申请上。机制检验发现,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并非通过地方政府财政补贴等强干预措施发挥作用,而是通过降低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企业贷款交易成本等市场化机制提高了企业信贷可得性,进而促进了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的创新促进作用在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较低的地区,以及融资约束严重、创新需求大和处在成长期的企业中更为凸显,并主要体现在“集约边际”而非“广延边际”,即政策实施之前已有专利申请的企业更能抓住契机提升创新产出；此外,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也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效率。文章不仅为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发挥的创新促进作用提供了多维度的经验证据,而且为进一步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有益参考。

近年来,中国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系统解构其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应用价值。文章从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的视角,考察产权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企业扶贫参与的促进作用。文章立足于中国民营企业存在大量国有股权的基本现实,根据股权结构影响企业行为的基础逻辑,系统分析了国资参股对民营企业扶贫参与的积极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基于2016-2020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样本,文章实证研究发现,国资参股明显地促进了民营企业的扶贫参与,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国资参股通过提升民营企业的资源基础和强化民营企业对扶贫社会责任的价值认同而产生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该作用在有同省份国有资本参股的民营企业、政府干预较强地区及贫困程度较高地区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文章探索了我国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精准扶贫之间的学理关系,从理论上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效的研究,为“十四五”时期巩固扶贫成果以及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反贫困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在中国以大银行为主的银行业结构下，为了提高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政府不断出台政策强制要求大银行服务中小企业。在政府的政策干预下，大银行要想提高服务中小企业的效率，需缩短决策链条，将贷款审批权下放给下级行，否则难以克服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然而，缩短决策链条并不改变大银行的内部层级和晋升空间，一旦下级行负责人晋升，其前期积累的软信息也随之流失，新上任的负责人需要重新积累当地中小企业的软信息，由此出现“信息断层”与“服务断层”。与大银行的分支机构相比，地方性小银行的内部层级少，晋升空间小，负责人更能够长期扎根当地，不断积累当地中小企业的软信息并持续用之服务企业。本文提出，可考虑允许大银行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完成政府下达给大银行服务中小企业的指标：（1）大银行购买小银行发放给中小企业的贷款包，同时要求小银行对贷款包进行有限担保；（2）大银行将资金贷给小银行，再由小银行转贷给中小企业。相较于强制大银行直接服务中小企业，以上两种方式既能发挥地方性小银行服务中小企业的比较优势，又能发挥大银行的资金成本低和资金体量大的优势，有助于从整体上提高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效率。

基于2010年-2018年债券发行数据，政府隐性担保使得债券信用利差较低，债券主体具有更低的融资成本，政府干预越强，隐性担保越强。通过两个外生冲击考察两个方向的结构性变化：“紧”监管，旨在降低政府隐性担保的国务院43号文并未降低地方融资平台的隐性担保；“好”愿景，如果只是用愿景发布时间会得到错误结论，误认为没有改变政府干预强省份的隐性担保、反而收缩了投资，本文引入中欧班列市级特征和地理距离信息，发现一带一路确实增加了主要铁路枢纽节点城市的LGFV投资，其他距离中欧班列始发城市300公里内的LGFV也显著扩大投资。最后还考察了其他新变化的再检验，结果显示风险对冲能力不能有效拉动投资，只有债券市场国际化有助于扩大债券主体投资，而且这个结论不随是否城投债改变。本文提供的中欧班列市级特征证据有助于揭示一带一路对拉动地方投资的有力作用。

政府对发展战略的选择会相应地决定一个国家的银行业结构。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并建立起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则政府的理性选择是建立由大银行主导的垄断型银行业结构，通过发挥大银行在动员大规模资金上的优势，让资金需求规模巨大的资本密集型大企业能够以尽可能低的交易成本获取足够多的金融资源。但是，在大银行为主的银行业结构下，中小企业会陷入严重的融资约束，这是政府为推行赶超战略而扭曲银行业结构的必然结果和代价。本文指出，发展中国家适合以中小银行为主、大银行为辅的银行业结构，但要建立起这样的银行业结构，发展中国家首先要摒弃赶超战略，转而推行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在这一过程中积累资本，让资本密集型大企业拥有自生能力，这是成功消除金融抑制（包括大银行垄断、利率管制、政府干预银行贷款等）的必要条件。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和投资学的交叉视角，大量研究发现风险投资机构倾向于投资其所在地附近的企业。French and Poterba(1991)发现，美国投资者更愿意将资金投资于本国资本市场，而忽略了国外的投资机会，因而将其称为本国偏好之谜Covaland Moskowitz(1999)最早将本国偏好转移到本地偏好（local bias）发现风险投资更乐意投资本地企业或者在距离上离自己办公地址更近的企业；Ivkovic and Weisbenner（2005）、Cumming and Dai（2009）、Brown etal(2011)、Hochberg and Rauh（2013）、李志萍和罗国锋等（2014）等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围绕独立风险投资的本地偏好成因和经济后果展开国内学者注意到风险投资类型的重要影响作用尤其是本地风险投资机构的本地偏好成因及其经济后果研究，但在我国制度环境下，相比于从本地异地视角，从政府风险投资视角研究本地偏好能够更加深入地揭示本地偏好的成因。现有文献更多地利用信息不对称和心理学理论对本地偏好进行解释，但这并不足以解释政府风险投资机构的本地偏好。因此，本文试图从政府干预风险投资市场的动机出发，依托政府职能理论和官员激励理论解释政府风险投资机构的本 地偏好，以丰富对本地偏好成因的文献解读。 研究结果发现：相较于独立风险投资机构而言，政府风险投资机构的本地偏好程度更高；而且政府绝对控股的风险投资机构本地偏好更强；在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政府干预程度更低，政府风险投资的本地偏好程度会减弱。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从政府干预风险投资市场的动机出发，利用政府职能理论和官员激励理论对政府风险投资机构的本地偏好成因进行解释并加以实证检验，（2）揭示了政府控股程度对本地偏好的影响。

本文以2003-2008年中国A股市场非金融类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不同控股股东所有权性质对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及起作用的路径。研究发现：一方面，控股股东的国家所有权性质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了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其对外部融资的敏感性随控股股东的政治干预能力的增强而降低，这一优势在货币政策环境变化时更为明显，并随着政府干预能力的增强作用增大。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代理链条过长和所有者缺位加剧了企业的代理冲突，显著损害了上市公司现金持有的市场价值，地方政府控制企业的代理问题最为严重。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有效地降低了所有权性质的代理成本，但作用有限。因此，国家所有权性质虽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但其过高的代理成本对于公司价值的损害说明国有企业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独立董事治理是公司治理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但现有经验证据并不稳定甚至相互矛盾。本文引入新的独立董事特征——董事网络位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董事网络中位置的差别对独立董事治理行为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检验了独立董事的网络位置特征与公司投资效率的关系，结果显示：网络中心度越高，独立董事治理作用越好，表现为其所在公司的投资效率越高；在区分投资不足与投资过度之后可以发现，网络中心度高的独立董事既有助于缓解公司的投资不足，也有助于抑制投资过度；进一步地，在政府干预程度高的地区，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对投资效率的治理作用会减弱，但在政府干预程度低的地区没有显著差异。这些发现意味着，独立董事的网络位置是独立董事的重要特征，能够对独立董事参与公司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但其作用的发挥同时也会依赖于公司最终控制人产权性质和地区政府干预水平。

在中国股票市场上，基于公司规模分组的领先滞后关系的表现形式与国外有很大不同，本文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政府过度干预影响了公司信息传播。政府干预可能从公司信息失真和政策市等两个方面严重阻滞公司信息传播，从而导致领先滞后关系的滞后期延长。其次，区别于多数文献的静态方法，本文发现必须引入动态的研究方法才能正确揭示领先滞后关系的全貌。此外，本文的研究还有力证明了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有助于抑制过度投机、促进市场理性发展和提高市场效率。本文的结论对于如何界定政府干预的适度性和股票市场的信息监管具有重要含义。本文的结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都是非常显著的。

在中国股票市场上，基于公司规模分组的领先滞后关系的表现形式与国外有很大不同，本文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政府过度干预影响了公司信息传播。政府干预可能从公司信息失真和政策市等两个方面严重阻滞公司信息传播，从而导致领先滞后关系的滞后期延长。其次，区别于多数文献的静态方法，本文发现必须引入动态的研究方法才能正确揭示领先滞后关系的全貌。此外，本文的研究还有力证明了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有助于抑制过度投机、促进市场理性发展和提高市场效率。本文的结论对于如何界定政府干预的适度性和股票市场的信息监管具有重要含义。本文的结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都是非常显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