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进程中,有效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是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的关键环节。文章基于 2016—2019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大数据发展“政用指数”刻画各地区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评估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显著降低了企业非生产性支出。上述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政府建设抑制企业非生产性活动的效应对非国有企业、政府管制行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以及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地区更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政府建设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效应随着政务服务效能的提升而减弱,且数字政府建设会显著改善企业面临的税收环境。这意味着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是数字政府建设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重要机制。文章证实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于抑制企业非生产性活动的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夯实经济发展效率的变革提供政策借鉴。

已有研究较少关注资本市场制度变革所发挥的宏观调控作用。本文以2014年新股定价制度调整为场景,考察发行市盈率管制对企业上市融资、再融资以及后续投资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发行市盈率管制导致公允估值较高的企业通过操纵股本规模、"压线"发行等方式减少上市时出售的股份,上市融资规模显著降低,但这些企业在上市三年内再融资的概率和规模显著上升。同时,发行市盈率管制显著降低了公允估值较高的企业在研发、并购等资金需求量大、风险较高项目上的投资支出。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企业会设法绕开政策的限制,但发行市盈率管制对企业股权融资效率、重大投资活动的不利影响也不容忽视。本文的发现对监管机构全面理解新股定价制度的经济后果,从宏观层面平衡新股定价制度的利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往研究较少关注资本市场制度变革所发挥的宏观调控作用。本文以2014年新股定价制度调整为场景，考察发行市盈率管制对企业上市融资、再融资以及后续投资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发行市盈率管制导致公允估值较高的企业通过操纵股本规模、“压线”发行等方式减少上市时出售的股份，上市融资规模显著降低，但这些企业在上市三年内再融资的概率和规模显著上升。同时，发行市盈率管制显著降低了公允估值较高的企业在研发、并购等资金需求量大、风险较高项目上的投资支出。本文的研究表明，尽管企业会设法绕开政策的限制，但发行市盈率管制对企业整体的股权融资效率、重大投资活动都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由于股权融资成本的上升，上市企业不得不放弃部分有价值的投资机会。本文的发现对监管机构全面理解新股定价制度的经济后果，从宏观层面平衡新股定价制度的利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传统公司治理理论可以较好地解决融资问题，但无法有效解决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在我国转轨经济环境下，企业倾向与政府建立各种关系，这为企业规避社会责任提供了庇护，从而引起政府管制的失效。因此，我国企业可能是普遍缺乏社会责任的。而媒体可以发挥一定的治理作用，纠正传统公司治理的缺陷，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政府管制失效，可以较好地解决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问题。通过三鹿集团添加三氯氰胺的案例，进一步阐述了有关理论。

本文对我国股票市场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分析表明，我国股票市场“失灵”的根本原因可能在于政府过多地干预了市场。这种干预主要包括政府控股和政府管制两大方面，即各级政府作为大部分上市公司的最终控股股东直接参与市场，同时政府监管部门为股票市场设定了大量的限制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的管制规则。据此，本文提出，要建设一个“好的股票市场”，防止出现“坏的股票市场”，政府在股票市场上应当是一个“有限并且有效的政府”。

审计市场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审计产品供给，因此考察审计市场的需求特征对于理解审计市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针对2001年和2002年的IPO审计市场，通过检验事务所特征与其IPO审计市场份额之间的关系，对我国IPO审计市场的需求特征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发现，在样本期间的IPO审计市场上，存在着对管制便利、事务所规模和事务所地缘关系的需求，但依然缺乏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转型经济中，政府管制对IPO公司选择事务所具有重要影响，而市场功能相对缺失。

中国的国有企业脱胎于计划经济，受政府管制的影响颇深，因此当前研究政府干预下的国企行为扭曲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政府干预下国有公司行为扭曲的微观产生机制进行了分析，指出政府不恰当的规制一方面破坏了分离均衡的甄别机制，导致国企低效率与社会剩余减少；另一方面又引起其时间路径出现非正常振荡，而监管收敛于最大成本。然后在官员理论的基础上推导出国企经营者的效用函数，并尝试利用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模型，为国有公司设计一套合理的强制性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