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气候政策在中国经济系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有文献已经关注到气候物理风险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但较少考察政策维度的气候风险即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此,文章构建了公司层面的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并考察了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会诱发企业升级困境,显著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每上升 1 个标准差,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约5.2% 个标准差。机制分析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会挤出实体投资和绿色创新投资,挤入金融投资,从而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在风险传导较强、风险应对较差以及政策引导比较薄弱的企业中更加显著。经济后果分析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企业升级困境会弱化其市场竞争力和价值链话语权。文章研究表明,政府应关注气候政策不确定性问题,通过营造更加稳定的气候政策预期来缓解企业升级困境。

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进程中,有效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是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的关键环节。文章基于 2016—2019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大数据发展“政用指数”刻画各地区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评估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显著降低了企业非生产性支出。上述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政府建设抑制企业非生产性活动的效应对非国有企业、政府管制行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以及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地区更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政府建设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效应随着政务服务效能的提升而减弱,且数字政府建设会显著改善企业面临的税收环境。这意味着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是数字政府建设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重要机制。文章证实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于抑制企业非生产性活动的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夯实经济发展效率的变革提供政策借鉴。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究数字加密货币与中国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 并采用小波分析和溢出指数法等方法进行量化分析。经过深入研究，本文得出 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数字加密货币和中国金融市场对外界事件的冲击反应具 有显著特征，并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和长期依赖性。不仅数字加密货币对中国 金融市场波动产生影响，中国金融市场的波动也会影响数字加密货币价格的波 动。第二，从静态和动态角度衡量溢出效应发现，数字加密货币和中国金融市 场之间存在溢出效应。在静态情况下，溢出效应并不明显，而动态情况下溢出 效应较为明显，尤其在极端经济事件中，数字加密货币与中国金融市场之间的 溢出关系会呈现极端风险溢出现象。第三，本文还考察了突发事件和政策不确 定性对总溢出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地缘政治风险、贸易摩擦以及美国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剧比特币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而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则会缓和数字加密货币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这些结论有助于金融机构和投 资者更好地理解和应对数字加密货币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同时也为相关政府部 门制定监管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文基于手工搜集整理的地方政府债务数据和 2007-2019 年中国 A 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地区企业商业信用供给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该效应在非国有、小规模、行业竞争程度低、供应商集中度低、处于货币政策趋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期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加剧了企业信贷融资约束、企业经营风险和企业税负压力，进而减少了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缩短了企业商业信用的供给期限，并且降低了供给质量。此外，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导致企业商业信用供给被动减少，并降低了企业的经营业绩。本研究为加强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和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参考与借鉴。

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顺周期特征加剧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受到学界和业 界的广泛关注， 监管机构逐步要求银行采取前瞻性的计提策略以应对贷款损失准备的顺 周期特征，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银行是否考虑当前经济政 策不确定性，对贷款损失准备进行前瞻性计提? 本文选取 2004—2017 年中国 126 家商业 银行数据，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影响。 实证分析发现，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显著正相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大，贷款损失准备计 提越多，在考虑地级市领导人更替、银行高管更替、宏观经济层面遗漏变量，以及使用工具 变量的内生性分析后，结果保持稳健。 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效应在上市银行、外资持股比 例较高、中小银行中表现更为明显。 从银行风险管理角度的机制分析发现，不良贷款越多、 风险储备越少的银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越多，说明风险预 防动机是其主要目的。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银行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增加计提，有 助于稳定银行收益、降低银行破产风险。 本文的研究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为中国 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的解释。

政府补助是激励绿色技术投资的常用手段。我们利用中国公司的数据发现，有关政府补助能否持续的不确定性，会抑制政策的预期效果。我们的识别基于能影响官方空气质量文本的外生天气变化，因为政府补助的分配依赖于之。我们发现，在由于天气原因导致政府补助波动较大的城市里，公司对绿色技术的投资、专利申请、研发人员都更少，特别是采矿业、制造业、绿色技术产业。本文认为政策稳定性能鼓励长期绿色技术投资，实现生态文明的目标。

利用我国 2014 年出台的“限薪令”作为外生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本文基于我 国沪深交易所上市企业2009-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高管薪酬管制对 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样本期间内，“限薪令”的施行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 风险承担水平。在区分国有企业类型后，这一结果没有改变。进一步地，我们发现“限薪令” 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效果受到企业内外部条件的影响:在政策不确定性较高、董事长年龄较大、 企业规模较小和薪酬降幅较大的企业中影响更为显著。此外，“限薪令”的出台，使国企对 政治目标的追求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披露频率和质量显著提高。最后，我们检验了企业风险 承担降低的经济后果，结果发现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下降导致了企业价值的降低。本文的研 究从企业风险承担视角丰富了“限薪令”经济后果的研究，同时能够为深化我国国企薪酬改 革提供经验依据，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本文阐明了一个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大股东掏空的理论机制，并以地方市委书 记变更为切入点，实证检验了政策不确定性对大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地方 市委书记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大股东掏空行为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这一影响关系在 两权分离度较高、终极产权为非国企、盈利稳定性较差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来看，大 股东掏空是导致政策不确定性下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下降、在职消费增加的主要原因;在 受到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时，大股东基于私利的利益侵占行为挤出了企业实体投资。此外，大 股东掏空具有明显的择时效应，仅在地方市委书记更替当年、下一年其具有较为显著的侵占 行为。本文研究结论显示，因地方领导人变更产生的不确定性是推动大股东利益侵占的重要 外部原因。

基于分析师个体层面的盈利预测数据和 Baker(2016)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 定性指数，本文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了分析师盈余预测精确度，并且这种影响会持续 到未来 6 个月。在中长期，分析师盈余预测精确度反而得到了提高，这一效应与不确定性的 OHA 效应相一致。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即使分析师出于“保守主义”更谨慎地进行 负向的盈利预测修正，但仍然会低估不确定性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导致预测乐观偏差。此外， 企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敏感度越高，分析师对所预测企业的盈余预测精确度越低，这种 敏感度的差异与企业的资产可逆性和抗风险能力相关。而分析师的相对信息优势能有效缓解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以上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 立。本文从资本市场信息中介的角度丰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