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产业创新竞争力与所在区域的金融能级水平密切相关。文章利用 2012 — 2019 年289 个地级市数据,就金融能级扩容对城市产业创新竞争力作用机制、城域差异及耦合匹配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研究发现：（1）金融能级扩容能显著提升城市产业创新竞争力,且金融能级的规模广度和效率效度的赋能优势要显著优于结构深度。（2）金融能级通过降低城市主体平均融资成本、促进城市产业主体活力、优化城市金融服务创新能力来驱动城市产业创新竞争力的提升。（3）不同功能定位及产业基础的城市金融能级对其产业创新竞争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城域分化及空间溢出效应,各城市金融能级与产业创新竞争力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均呈现提升趋势,国家级重点城市群内的城市在金融能级和产业创新竞争力方面的耦合协同度明显优于其他区域。

作为一种环境治理的新工具,中央环保约谈制度建立的初衷在于解决属地化环境管理体制下政策执行低效而导致的治理失灵问题,而中央环保约谈的震慑效应及其持续性有待进一步检验。文章基于我国 2005 —2019 年 28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和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中央环保约谈的震慑效应及其持续性。研究发现：第一,中央环保约谈有效降低了本地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具有显著的直接震慑效应；第二,中央环保约谈对空间关联地区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产生了负向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近邻震慑效应；第三,中央环保约谈的直接震慑效应不具有持续性,但近邻震慑效应随时间不断持续和增强；第四,机制分析表明,在风险规避和价值创造的双重作用下,中央环保约谈对空间关联的被约谈城市产生了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文章聚焦于震慑效应,拓展了环保约谈的研究视角,对环保约谈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具有实践启示。

劳动力供给的持续下降和传统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给基本养老保险带来了更大的运行压力。在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两种养老制度具有完全不同的给付方式,二者对员工退休意愿的差异化作用及对养老金可持续性的影响将直接关系中国养老保障体系未来的发展方向。文章基于世代交叠模型（OLG）理论框架,分析了在不同的养老金给付方式下员工的退休决策,并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总体上,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使员工产生了显著的提前退休意愿,参加企业年金使员工产生了显著的延迟退休意愿,但同时参加两项养老保险的员工退休意愿不显著。受企业年金异质性作用的主导,参加两类养老保险项目对不同特征员工退休意愿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对女性、无职称、无资格认证和非高等学历人员,企业年金的延迟退休效应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企业员工退休时间越晚,个人基本养老保险财富金额会越少,同时继续工作还会损害健康,耗费更高的医疗成本,致使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员工会产生提前退休意愿；企业年金财富随退休时间的延长而逐渐积累,当延迟退休所带来的企业年金财富收益引致养老金总体财富增加时,员工就会产生延迟退休意愿。因此,政府通过优化企业年金减少延迟退休阻力的方案在经济上是可行的。文章的结论为中国通过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推动延迟退休制度、提升养老金可持续性提供了政策启示。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有利于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激发市场竞争活力。作为关键性战略信息,创新信息的披露兼具成本与收益,而在负面清单政策的冲击下,企业究竟会顾及专有成本而抑制创新信息披露,还是出于战略性考虑,增加创新信息披露呢？基于微观企业创新文本信息数据,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有利于增加企业创新信息披露以发挥其战略性价值。而横截面检验发现,当创新信息披露成本更低或披露收益更高时,负面清单制度对企业创新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机制分析则表明,管理层竞争感知增强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提升是上述影响的关键作用路径。此外,对同行信息外溢效应进行检验发现,同行创新信息披露具有显著的外部性,有利于改善总体的创新信息披露环境,并提升目标企业创新水平。文章从企业创新信息披露环境的视角考察了负面清单政策的微观效应,为我国增强市场主体活力、优化创新信息环境提供了直接的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银行理财子公司的理财产品数据，结合2022年11月的理财产品大规模破净现象，研究了理财产品破净溢出效应对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理财产品破净溢出效应能够显著降低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但同时也显著增加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同类型的理财产品，如固定收益类、中低风险和开放式理财产品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存在差异。金融传染或风险溢出效应并非破净溢出效应的主要驱动因素。因此，理财子公司作为银行网络的外围节点，能够有效分散银行风险，而理财产品的全面净值化能够快速识别、度量和释放底层资产风险，从而降低整个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这些发现对于进一步加强理财产品市场监管制度建设，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利用2008-2020年国有企业债券数据实证检验僵尸企业的债券定价问题。实证结果表明僵尸企业债券存在严重的定价扭曲，且这种扭曲效应能够传染到非僵尸企业债券定价中，进而导致整个债券市场定价扭曲。具体地，（1）相比于非僵尸企业，僵尸企业的信用利差较低，且存在一二级市场价差为负的情况，上述结论证实了僵尸企业债券存在定价扭曲问题。（2）上述扭曲效应在地方政府财政健康度差、承销商受地方政府控制力度大、银行承销商业绩基本面差、银行与企业存在借贷关系、以及僵尸企业风险大的组中更加显著，这些结果说明在金融分权下，地方政府通过其控制的金融资源（银行承销商）帮助僵尸企业发行债券。（3）一个省份中僵尸企业比例越大时，非僵尸企业债券的发行信用利差越低，债券市场非僵尸企业的业绩基本面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同时非僵尸企业发行债券的一二级市场价差也越小。这个结果说明，僵尸企业债券的定价扭曲会导致整个债券市场定价效率低下。本文研究结论为加快出清僵尸企业、促进与完善市场化发行机制，以及提高债券市场信息披露质量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

对于参与国际循环而言,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意义何在？依托大国市场优势构建国内供应链,将对中国企业进口议价能力产生何种影响？文章通过综合利用中国上市公司供应链数据库、Wind上市公司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研究发现：（1）“入世”以来,中国制造类上市公司的国内供应链构建水平及其进口议价能力均呈现出先抑后扬的发展态势。（2）国内供应链的构建有效增强了企业进口议价能力,该影响在高技术密集型部门、民营企业、沿海地区、加工贸易企业及全球价值链下游企业中的表现尤为显著。（3）进口替代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企业成长效应是国内供应链促进企业进口议价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4）相对于省内供应链,突破本地市场边界的区域内供应链、跨区域供应链、全国供应链的构建,对于企业进口议价能力提升的作用更加明显。文章研究表明,以国内供应链构建进一步增强企业进口议价能力,应加快内资企业成长,培育国内供应链“链主”；依托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提升国内生产配套能力；协调区域专业化分工,加快国内产业梯度转移。

本文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专利数据，考察了行业薪酬差距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产出。基准结果表明，行业薪酬差距越小，则企业不仅有更多的专利申请数量和专利被引用数量，而且专利的经济价值更高。本文基于国企“限薪令”构造的双重差分模型，验证了基准模型的结论。进一步分析表明，行业薪酬差距缩小主要通过减少低价值专利的数量而提升了专利经济价值的均值，同时通过鼓励企业协同创新而降低了专利经济价值分布的分散程度。上述促进创新效应在融资约束强、非高技术企业，以及公司治理水平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缓解管理层压力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

消费、投资和出口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推动GDP增长的三个主要因素。 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经济全球化面临逆流，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再加上疫情对我国进出口 贸易的冲击，消费的重要性更加突显。金融市场发展对居民消费有着重要影响。我国政府早 在2013年就提出了发展普惠金融的目标，随着普惠金融的推广和数字金融的发展，两者之间 产生了紧密的关联。数字普惠金融凭借数字化、广覆盖、低成本的优势给居民带来安全便捷 的金融服务，降低风险感知，提升收入感知，从而影响消费。因此，在新的发展格局下，研 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普惠指数的空间分布呈现地理和收入聚集性，且不同区域的居民 消费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而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迅速，居民收入水 平相对处于高位，居民消费需求前卫，层次更加多元化，因此，将我国东部地区作为研究重 点，探讨消费理论可以综合考虑更广泛的消费需求和层次，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当前经济新 环境下居民的消费行为和理论。 通过固定效应回归我们发现，总体上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增加中国东部地区居民消费 的正向效益，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促进东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通过机制分析， 我们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中间机制提升居民消费 需求。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异的影响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 水平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对城镇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农村居民。

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叠加的复杂形势下,妥善处置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是确保当前我国经济稳定和发展安全的关键。文章以2010-2020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采用2015年新《预算法》的正式施行作为外生政策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深入考察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实体企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通过杠杆失衡机制和信用关联机制,有效降低了实体企业的信贷错配、过度负债及杠杆操纵水平,显著弱化了实体企业间的担保关联和因影子银行与金融化活动引致的信用风险关联,从而有力缓释了实体企业的系统性风险。这一效应在政府隐性担保强、金融监管程度弱及城投债务期限长的地区尤为明显。经济后果上,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实体企业系统性风险的积极缓释效应,最终有利于促进企业经营业绩的平稳增长。文章的研究揭示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具有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以及消除经济增长隐患的重要政策效果,对于深化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改革和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理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