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信息披露对于实现“双碳”目标，促进供应链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合并中国上市公司和海关数据，基于各国强制性ESG披露政策的自然实验，考察其对中国出口供应商企业气候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目的国强制性ESG披露政策对中国出口供应商企业气候信息披露具有增进效应，供应商企业的主动模仿和客户倒逼是重要的实现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中国出口供应商为污染型企业、面临较高的外部环境关注度，及目的国强制性ESG披露政策执行更为严格时，政策效果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出口供应商企业气候信息披露的完善不仅有助于增加企业对实行强制性ESG披露政策国家的出口，而且能够提升供应商企业未来的经营绩效。本文丰富了气候信息披露影响因素与实现机制的研究，增强了对强制性ESG披露政策的理解，对构建可持续供应链和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启示。

气候投融资缺口是制约人类气候适应进程的全球性难题，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是我国现阶段应对气候风险冲击提升经济韧性的重要议题。本文构建嵌入气候适应型财政货币政策的气候灾难风险模型，考察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的产生机理以及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缩小缺口的效果。研究发现：第一，气候灾难风险冲击增大、金融摩擦上升会扩大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第二，气候适应再贷款政策通过降低金融摩擦产生的信贷风险溢价，气候适应补贴政策通过定向补贴气候适应性投资的边际收益，分别从金融供给侧和企业需求端缩小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第三，气候适应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有效缓解气候灾难风险对经济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两类政策对经济金融系统的支持效果存在差异，并且政策协调搭配具有更强的经济金融稳定效果。第四，为完全弥补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气候适应再贷款和气候适应补贴的最优政策支持力度需要根据气候灾难风险冲击大小动态调整。两类政策均能够提高社会福利，并且政策协调搭配相较于单一政策具有更高的社会福利增进效果。

本文基于2010—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从数字经济的视角，探讨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与企业ESG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显著提升了企业的ESG绩效，激发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动力，尤其是对企业的环境治理（E）和社会治理（S）维度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体现了数字化政策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企业规范约束的作用。第二，机制研究表明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使明显促进了当地企业的数字化程度，此外，区位导向性政策可以有效规范约束企业数字化转型，从而促进企业ESG绩效的提升。第三，大数据试验区能够更好地促进东部地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非高新技术企业，并未实现均衡发展，仍存在区域和企业间差异。本文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化理解以大数据试验区为代表的数字产业政策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效果，也为地方政府依托大数据试验区，抢抓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深度挖掘数据要素价值，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从而提升气候韧性，是现阶段推进气候适应性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本文首先在动态测度气候韧性的基础上，为气候适应性投资提升气候韧性的效果提供初步证据；然后构建嵌入气候适应型财政货币政策的气候灾难风险模型，考察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的产生机理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效果。最后进一步讨论最优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力度与政策组合。研究发现：第一，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显著增强经济的抗气候风险冲击能力以及冲击后的反弹能力，有效提升气候韧性。但由于银行、企业道德风险以及气候适应性技术约束的存在，气候适应性投资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由此产生。第二，气候再贷款政策通过缓解银行道德风险引起的贷款利率溢价；气候适应补贴通过补偿适应性技术门槛产生的投资调整成本，能够有效缩小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但企业道德风险会削弱两类政策的实际效果。第三，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有效缓解气候灾难风险对经济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其中气候再贷款政策的效果主要体现在金融层面，气候适应补贴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更加显著。第四，为完全弥补气候适应性投资的缺口，最优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力度随着气候灾难风险升高需要不断增强。但气候再贷款政策会受到零利率下限的约束，过低的气候再贷款利率不利于社会福利改进，气候再贷款政策搭配使用气候适应补贴政策能够更好地增进社会福利。

旨在推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质量型环境治理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协同降碳，如何进一步提质增效，是推进“双碳”战略过程中亟需解答的关键问题。特别地，签署《巴黎协定》以来，中国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面临着不同于以往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然而，受限于数据可得性，现有研究尚未提供这一时间段内的定量分析直接证据。本文使用新近的企业层面较为精细的碳排放数据，基于《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国发〔2018〕22号）的研究场景，系统分析了“双碳”背景下空气质量目标政策的微观降碳效果与增效机制。研究表明，蓝天保卫战能够协同降低企业碳排放强度，平均降幅约为15%，单个企业年均降碳量约为1.2万吨。这一效果主要由碳排放总量下降驱动，而非以生产活动收缩为代价，也未引起区域间和产业链上的碳泄漏问题。并且，与现有研究强调行业结构调整不同，本文发现高碳排放企业也实现了显著的减排效应。增效机制方面，蓝天保卫战主要通过促进企业绿色低碳投资发挥作用，而人力结构优化、绿色研发创新等机制尚未明显起效，同时缓解融资约束有助于提升协同降碳效果。本文的研究表明，进一步完善现有大气污染防治制度体系，辅以大规模节能降碳设备更新、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以及绿色金融等组合措施，能够有效兼顾环境、气候和经济效益，助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近年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家庭课外教育投资竞争激烈问题不断凸显。“双减”政策正是对上述现象的及时纠偏。为了进一步科学有效落实“双减”政策,增强教育获得感,厘清家庭课外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必不可少。家庭在课外教育投资中除了遵循经济学传统的“成本—收益”权衡框架外,特定的环境变化以及临近群体的表现对于家庭教育决策也存在重要的影响。基于此,文章运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 学年数据,以子女就读毕业班所产生的升学压力作为外生冲击,实证发现：与非毕业班的学生相比,毕业班内部存在的同群效应不仅扩大了由升学压力带来的特定家庭课外教育现金支出增加的幅度,并且提高了子女课外学习投入时间的增加幅度。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利用工具变量缓解模型内生性后,上述结论不变。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城市户口、父母期望子女入读本科、子女成绩欠佳以及父母督促子女学习的家庭中,同群效应的效果显著。拓展性研究发现：家庭课外教育现金支出增加对于提高子女就读毕业班时的学科绝对分数具有积极效果,但未能显著提升其相对排名,这是家庭课外教育投资“内卷化”的深刻体现。文章基于子女面临升学压力的现实,对班级同群效应机制的考察为解释课外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

为评价中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本文基于企业面板数据全面考察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对企业债券到期收益率和企业信贷融资成本的影响。首先，基于企业债券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开市场操作所形成的政策利率（以下简称 OMO 利率）对企业债到期收益率存在显著的正向乘数效应。其次，基于上市企业财务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OMO 利率对企业信贷融资成本存在显著的正向传导效果。最后，非对称性的研究结果表明，OMO 利率上升对债券到期收益率的推升效果显著大于下降时的降低效果。本文的研究证实了，从实体经济角度而言，公开市场操作是高效率的货币政策实施工具，其所形成的OMO 利率是有效的货币政策测量指标。

本文基于LASSO-VAR模型，使用A股全行业各股票近11年1分钟级高频数据，结合网络分析方法，从全样本和滚动窗口的视角分析房地产及其上下游行业的风险冲击及传染，测度“房住不炒”和“三道红线”两种不同力度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全样本期间，房地产的系统重要性较高，且扮演着“风险传出者”的角色。（2）“三道红线”的调控效果远高于“房住不炒”。（3）“三道红线”政策过于严格，对行业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4）房地产在受到紧缩性政策冲击后，风险会立刻向下游行业传递，而上游行业约4个月后才受到冲击。最后，结合房地产行业的特殊性，对房地产调控政策力度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本文探究了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在中短期内提振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性，而银行体系的准备金规模状态是影响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效果的关键因素。本文将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定义为融资方式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将准备金规模状态划分为稀缺准备金和充足准备金状态，并依据超额准备金数量相对流动性需求的充足程度对准备金规模状态进行了严格定义。依托包含银行体系和财政货币政策互动机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本文解析和定量地研究了不同准备金规模状态下各类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的效果，并以理论模型蕴含的检验标准为依据，分析和预测了我国当前准备金规模状态及未来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稀缺准备金状态下依赖准备金数量工具和充足准备金状态下依赖超额准备金利率工具配合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能够提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我国银行体系当前处于稀缺准备金状态，但正在逐步向充足准备金状态靠近。现阶段政策当局可以考虑通过中央银行购买国债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

近年来，在债市违约潮频发制约债券融资的背景下，我国吸收借鉴国外信用衍生品发展经验，创新了中国版的信用风险缓释工具（Credit Risk Mitigation，以下简称CRM），推动了债市功能恢复和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本文搜集银行间及交易所债券市场凭证类CRM数据，从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视角，考察了我国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服务效果。结果发现，发行CRM能够同时降低企业投资不足与过度投资程度，有效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现象。CRM创设机构发挥了关键性的治理作用，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信息不对称、增强债务治理等机制促进投资效率。CRM服务民营企业提升投资效率的效果更明显，且当CRM创设规模覆盖比率越高、保护期限越长时，提升投资效率的效果越强。结论显示，作为增强债券市场有效性的金融创新制度，CRM具有较好的增信效果和治理效果，契合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宗旨，对中央提出的“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都具有重要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