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说明银行业在跨境金融联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近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跨境金融联系愈加紧密，本文以 2016-2021 年 14 个亚洲经济体银行业的未偿债权与债务的季度数据为样本构建了亚洲经济体银行业跨境信贷网络，并使用网络分析方法对该信贷网络的结构特征、重要性节点以及中日银行业的跨境联系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2016-2020年亚洲地区各经济体银行业之间的跨境关联越来越紧密，全球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在 2021 年逐渐显现，使得各经济体的跨境信贷联系明显收缩:新加坡在亚洲银行业跨境信贷网络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中介作用，印度的跨境关联强度不断提升，其重要性逐渐增强:中国银行业对外发出的跨境关联强度增幅显著，在网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资金贷出方的角色，重要程度显著上升，而日本银行业的跨境关联强度无明显增幅，在网络中的重要性相对下降。本文为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以及亚洲区域金融一体化的实现提供了政策启示。

本文以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2016—2021年14个亚洲经济体银行业的未偿债权与债务的多边季度数据为样本，利用欧式距离对各经济体银行业之间的信贷联系进行了测度，由此构建了亚洲区域跨境信贷网络，并分析了网络结构的动态特征以及中日银行业在其中的角色、重要性和跨境联系。结果表明，2016—2020年亚洲区域跨境信贷网络结构呈现出高密度、高聚类系数的特征，中国、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等是网络核心，外围经济体则有向核心靠拢的趋势。从网络动态特征和节点重要性来看，中国银行业在亚洲区域跨境信贷网络中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尤其是资金贷出方的角色显著增强。与中国大陆联系最紧密的经济体分别是澳大利亚、土耳其和印度，但港澳台地区与中国大陆的关联强度却不如预期。日本银行业在亚洲一直是重要的资金贷出方，与其联系最紧密的经济体分别是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此外，新加坡，澳大利亚、巴林银行业在亚洲区域网络中发挥显著的桥梁作用。自2021年开始整个亚洲银行业跨境信贷联系明显减弱，这可能与全球疫情的冲击有关。本文为中国银行业跨境信贷业务的发展以及亚洲区域金融一体化的推进提供了政策启示。

日本在2001年3月引入了“量化宽松”政策，为了达到政策目标，日本银行采取了很多具体的操作方法。本文通过细致分析日本银行所使用的具体操作方式，发现日本银行不仅对国债和抵押资产证券进行操作，而且将买入汇票和外汇干预都作为政策实施的重要手段。然后，通过将日本银行的操作与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中所使用的方法进行了对比，本文发现，虽然在操作中介目标、操作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两个央行都将流动性以准备金的方式留在银行体系内，没有明显增加流通中的现金，致使货币创造能力下降。最后从两国金融体系、贸易部门重要性和货币的国际地位等角度分析了两国操作方式差异的原因。

中央银行在现代货币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中占据无可替代的地位。大约三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各国中央银行法律制度不断建立与健全，而中央银行法律地位也随之经历由高度独立、到丧失独立性、再到回复独立的曲折发展。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日本银行以及欧洲中央银行堪称世界范围内中央银行的三大巨头，相关保障中央独立性的法律制度具有代表性，值得我国借鉴与学习。

本文从日本的商业银行具有高不良贷款的现实出发研究大藏省（监管者，代表政府，属于委托人）的行为，第一部分的引言强调研究大藏省的行为的必要性与研究方法，并且对现有文献进行了回顾。第二部分扩展了基本的监管模型，研究了大藏省在假定的支付矩阵下的行为，第三部分得出结论：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日本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原因之一是大藏省在不同的行为参数下，依赖自己的行为参数从效用最大化出发进行博弈的结果。

日本银行机构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扩张，同时产生了高比例不良贷款，使日本银行体系变得更加脆弱，如何解释脆弱的日本银行体系？如何预测展望日本银行体系的脆弱度的变化？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首先看银行脆弱度的测定，其次回顾脆弱的日本银行体系和分析其生成机制，再次做出展望。

1997-1999年期间，亚洲新兴市场所经历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在信用风险管理上的严重不足，其结果是从韩国到印尼的许多银行都无力重新启动贷款业务，从而也限制了这些国家国民经济的恢复，国民经济主要是依靠银行借贷业务进行企业投资得到恢复的。亚洲以外的市场也一样,在拉美――尽管拉美有经济危机的前车之鉴――在东欧和俄罗斯，贷款发放和信用危机管理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由此，这些银行就会把制定资产负债表列为即将进行的日常工作。即使是世界上最大的几家日本银行，在十年的紧缩危机后，还在大量呆账并在新信用业务质量低劣的重重压力下苦苦挣扎,严重限制了其挤身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信用业务的行列。此外，由于新兴市场国内银行的信用风险值高达其总风险值（VaR）的80%~90%，所以比起市场和运作风险来，信用风险问题更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