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健康保障需求升级，推动保险行业进入供给侧创新深水区。本文以癌症复发险为研究载体，系统分析老龄化社会下保险产品创新的逻辑起点、实践路径与风险管控机制。通过对主流癌症复发险产品进行深度案例分析，研究发现：当前市场已形成覆盖30种常见恶性肿瘤的产品体系，核保实现数据风控与基于分期、分型、治疗预后的精细化风险分层；癌症复发险通过病种扩容、保障责任模块化与“保险+健康”服务模式创新，有效填补了带病体保障缺口，在基本医保基础上织密了多层次医疗保障网络。然而，产品发展仍面临逆选择风险、医疗数据壁垒、盈利平衡难题以及复发、特药目录等核心条款定义缺乏行业统一规范等核心挑战。本文构建“技术赋能风控+政策协同监管+跨行业生态共建”的三维风险管理体系，结合日本、美国等国际经验的本土化适配，提出推动两核风控动态迭代、建立行业标准、深化医疗机构服务直连等优化路径。研究为养老金融创新与风险治理提供了微观产品层面的实证参考，对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在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的背景下，我国养老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筹资放缓、支出刚性上升与区域负担失衡等多重压力，财税可持续性风险由局部性问题逐步演化为系统性挑战。本文立足财税治理视角，在梳理我国养老社保财税支撑现状的基础上，围绕筹资端、支出端和长期运行三个层面识别主要风险，并从制度设计、政策协同、人口结构变化及征管监管机制等方面剖析风险成因。研究进一步结合德国、日本、美国及北欧国家的实践经验，提炼出“法治化筹资、参数化调节、数据化征管、协同化治理”的共性路径。基于此，本文提出优化养老筹资机制、重构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完善风险预警体系、强化财税政策协同的治理方案。研究认为，养老财税风险防控的关键不在单一政策加码，而在于建立跨周期、可预警、可调节的制度框架，实现养老保障公平性与财政可持续性的动态平衡。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与深化，“银发经济”已从社会议题升维为国家战略，成为驱动经济结构转型、保障民生福祉与维护长期发展安全的关键领域。本文立足于金融学与产业经济学的交叉视角，旨在系统构建并剖析服务于中国银发经济的金融支持体系的完整逻辑。研究首先科学界定了在新时代背景下银发经济的内涵、外延与产业生态图谱，其范畴已超越传统养老，延伸至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宜居环境、科技智能及财富传承等全链条。研究的核心命题在于：一个高效、包容且可持续的金融系统如何有效动员、配置与风险定价，以支撑这一庞大且异质性强的需求体系转化为现实的产业动能。 本文通过理论演绎、国际比较（深度借鉴美国、日本、德国等典型模式）与国内政策-市场案例分析，全面评估了当前中国银发经济金融支持的四大支柱——养老金金融（三支柱体系的市场化运营与资产配置）、养老服务金融（面向老年个体的信贷、保险、信托及财富管理）、养老产业金融（面向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融资）以及养老金融科技（科技赋能下的服务模式革新）的发展现状与内在结构性矛盾。研究揭示，当前体系面临长期资本供给不足与产业回报周期漫长的根本矛盾、金融产品供给侧的同质化与老年群体需求侧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化之间的显著错配、以长期护理保险为代表的风险缓释机制严重缺失，以及政策激励碎片化、监管标准不统一等系统性挑战。 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套旨在实现“金融-产业-社会”良性循环的系统性解决方案与创新发展路径。其核心在于：深化养老金市场化投资改革，引导巨额长期资金有序、精准注入银发产业核心领域；推动金融机构开展 “深度适老化”创新，开发契合生命周期特征的普惠型金融产品；构建 “政府引导基金+银行信贷+保险资金+社会资本” 的多层次风险共担产业融资生态；大力培育以数据驱动和场景融合为特征的养老金融科技，提升服务可得性与效率；最终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涵盖法律、监管、标准与财税工具的综合政策支持生态。本研究论证，构建一个强大而敏捷的金融支持体系，是充分释放中国银发经济巨量潜能、系统性应对老龄化挑战、并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全民共同富裕的金融基础设施与关键引擎。

自由贸易协定建设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深化与世界互动的重要举措。文章选取2000—2018 年全球 134 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基于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构建各国（地区）与中国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指数,继而检验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能显著降低其与中国之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即相比于没有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地区）,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地区）和中国之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减少了 23.07%,此效应主要体现在单位价值商品所包含劳动时间低于中国的国家（地区）上。究其机制,该效应源于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能够显著提高该国（地区）与中国的贸易规模,减少该国（地区）与中国进出口商品种类的差异。进一步将上述效应与美国、日本、巴西、俄罗斯进行对比后发现,自由贸易协定对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的缓解效应并不具有普遍性,因国家（地区）而异,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缓解效应大于其他四个国家。文章的研究结论有效地反驳了“中国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等观点。

内容提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说明银行业在跨境金融联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近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跨境金融联系愈加紧密，本文以 2016-2021 年 14 个亚洲经济体银行业的未偿债权与债务的季度数据为样本构建了亚洲经济体银行业跨境信贷网络，并使用网络分析方法对该信贷网络的结构特征、重要性节点以及中日银行业的跨境联系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2016-2020年亚洲地区各经济体银行业之间的跨境关联越来越紧密，全球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在 2021 年逐渐显现，使得各经济体的跨境信贷联系明显收缩:新加坡在亚洲银行业跨境信贷网络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中介作用，印度的跨境关联强度不断提升，其重要性逐渐增强:中国银行业对外发出的跨境关联强度增幅显著，在网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资金贷出方的角色，重要程度显著上升，而日本银行业的跨境关联强度无明显增幅，在网络中的重要性相对下降。本文为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以及亚洲区域金融一体化的实现提供了政策启示。

本文以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2016—2021年14个亚洲经济体银行业的未偿债权与债务的多边季度数据为样本，利用欧式距离对各经济体银行业之间的信贷联系进行了测度，由此构建了亚洲区域跨境信贷网络，并分析了网络结构的动态特征以及中日银行业在其中的角色、重要性和跨境联系。结果表明，2016—2020年亚洲区域跨境信贷网络结构呈现出高密度、高聚类系数的特征，中国、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等是网络核心，外围经济体则有向核心靠拢的趋势。从网络动态特征和节点重要性来看，中国银行业在亚洲区域跨境信贷网络中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尤其是资金贷出方的角色显著增强。与中国大陆联系最紧密的经济体分别是澳大利亚、土耳其和印度，但港澳台地区与中国大陆的关联强度却不如预期。日本银行业在亚洲一直是重要的资金贷出方，与其联系最紧密的经济体分别是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此外，新加坡，澳大利亚、巴林银行业在亚洲区域网络中发挥显著的桥梁作用。自2021年开始整个亚洲银行业跨境信贷联系明显减弱，这可能与全球疫情的冲击有关。本文为中国银行业跨境信贷业务的发展以及亚洲区域金融一体化的推进提供了政策启示。

日本在2001年3月引入了“量化宽松”政策，为了达到政策目标，日本银行采取了很多具体的操作方法。本文通过细致分析日本银行所使用的具体操作方式，发现日本银行不仅对国债和抵押资产证券进行操作，而且将买入汇票和外汇干预都作为政策实施的重要手段。然后，通过将日本银行的操作与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中所使用的方法进行了对比，本文发现，虽然在操作中介目标、操作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两个央行都将流动性以准备金的方式留在银行体系内，没有明显增加流通中的现金，致使货币创造能力下降。最后从两国金融体系、贸易部门重要性和货币的国际地位等角度分析了两国操作方式差异的原因。

金融部门膨胀是由金融虚拟性所导致的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分离以及金融部门独立运行、自我发展的状态。宽松货币政策导致流动性过剩及金融泡沫，并进一步加剧金融部门膨胀。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泡沫经济危机和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期间，日、美两国金融部门膨胀形式和程度的差异较大，宽松货币政策引发金融泡沫以及加剧金融部门膨胀的效应也有所不同，但共同之处是两国货币当局均忽视了金融部门膨胀。金融部门膨胀对货币当局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提出了新挑战。

随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扩大至全国范围，学术界对“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讨论也日趋热烈。但值得注意的是，众多的意见和观点并未对货币的“国际化”与“国际货币化”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加以区别。本文通过对国际货币所应具有的六项职能的分析，指出了货币的“国际化”与“国际货币化”这两者的差异，并且通过对日本政府的所谓“日元国际化”相关一系列文件以及日元朝向国际货币发展历程的回顾和分析，指出目前日元国际货币化的挫折，很大程度上是日本政府长期模糊“货币国际化”与“国际货币化”这两者概念、消极应对日元发展成为国际货币的结果。最后，本文根据中日两国当前金融及货币、资本市场政策的比较，指出人民币今后将长期处于提高其国际影响力——即“国际化”的阶段，并据此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货币化”这两个不同进程的目标设想。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rategy of “Going Global” with Renminbi, the relative research in academ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However, in many views and papers, the concepts of “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becoming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are not distinguished from each other. This paper indicat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by an analysis on 6 fun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urrency”. Then, by the reviews of Japanese government’s documents about so-calle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Japanese Yen” and the Japanese Yen’s process of becoming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present frustration that Japanese Yen becomes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is the consequence of the former Japanese government’s long-term resistances by casting a mist on it’s definitions of “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becoming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Finally, based on a comparison of China’s financial, monetary and capital market’s policies with Japan’s ,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Renminbi will be in a long-term stage of “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 namely, in the stage of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concisely brings forward a lin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becoming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for Renminbi.

外汇市场国际化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分布的外汇市场是促进本币在贸易、金融等交易中广泛使用的重要基础。本文首先分析东亚日元外汇市场的发展困境，然后从贸易顺差、汇率、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特点、日本和东亚金融市场的缺陷等角度重点分析了造成该困境的主要原因，最后结合人民币现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来促进未来东亚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