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立足于金融强国建设与“十五五”规划对金融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聚焦票据市场做好“五篇大文章”中的“数字金融”核心驱动力。从信息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与金融功能观等理论视角出发，文章首先系统阐释了数字技术赋能票据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深层理论逻辑，认为其通过重塑信息生产与传递机制、重构业务流程与组织形态，从根本上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提升了运营效率、创新了服务模式并强化了风险管理能力，从而为票据市场服务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自身提供了坚实的底层技术支撑与创新范式。 随后，文章结合上海票据交易所的创新实践及国际票据市场数字化经验，全面梳理了当前数字技术在票据业务关键领域的应用图景与实践路径。具体包括：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智能信用评级、反欺诈与精准定价体系；依托区块链技术构建的、可实现信用穿透与拆分的供应链票据平台及应收账款数字化探索；运用物联网与卫星遥感技术实现的绿色票据环境效益可信追踪与核证机制；以及通过开放API与生态平台化建设推动的普惠金融服务高效下沉模式。这些实践共同勾勒出票据市场从“电子化”向“数字化”再向“智能化”演进的清晰路径。 然而，技术的深入应用在释放巨大效能的同时也伴生了新型风险，呈现出“赋能”与“赋险”并存的复杂面相。本文借鉴技术社会学与治理理论，重点剖析了电子化背景下票据业务面临的多维挑战：数据安全与个人/企业隐私保护的严峻性；算法模型的“黑箱”特性可能引发的公平性质疑与新型歧视；对集中化技术系统的高度依赖所演化的新型操作风险与系统性脆弱点；法律与监管框架相对于技术创新的适配性滞后问题，特别是《票据法》在面对数字票据、智能合约时的解释困境；以及可能加剧的“数字鸿沟”对金融包容性目标的潜在冲击。 最后，本文构建了一个涵盖技术伦理、协同治理、监管科技（RegTech）、法律修订与生态培育的多维度、前瞻性风险治理框架。该框架强调技术治理的内生性、监管的敏捷性、法律的包容性与生态的可持续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具体的阶段性政策建议，旨在为票据市场在安全、合规、包容的前提下，深化数字技术融合应用，全面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最终助力金融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系统的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童艺娜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列入“五篇大文章”之中。解决应收账款被占用导致的资金周转困难是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从而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突破点。 为了降低银行与中小微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与提升动产可质押性，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搭建了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作为重要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并通过数字化系统直连进一步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借助平台应收账款质押与融资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核心企业使用数字化系统直连后：（1）核心企业通过系统直连上传的应收账款数量和金额上升，且新接入的主要是规模小、利润率高、现金流压力大、债务负担重的中小微型供应商企业；（2）中小微企业供应商贷款笔数与贷款金额均显著上升，且贷款利率更低；（3）供应商与核心企业财务指标均显著改善。本文结论表明建设数据中心化的统一平台作为重要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可以为传统金融难以触及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有力地推动普惠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消费、投资和出口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推动GDP增长的三个主要因素。 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经济全球化面临逆流，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再加上疫情对我国进出口 贸易的冲击，消费的重要性更加突显。金融市场发展对居民消费有着重要影响。我国政府早 在2013年就提出了发展普惠金融的目标，随着普惠金融的推广和数字金融的发展，两者之间 产生了紧密的关联。数字普惠金融凭借数字化、广覆盖、低成本的优势给居民带来安全便捷 的金融服务，降低风险感知，提升收入感知，从而影响消费。因此，在新的发展格局下，研 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普惠指数的空间分布呈现地理和收入聚集性，且不同区域的居民 消费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而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迅速，居民收入水 平相对处于高位，居民消费需求前卫，层次更加多元化，因此，将我国东部地区作为研究重 点，探讨消费理论可以综合考虑更广泛的消费需求和层次，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当前经济新 环境下居民的消费行为和理论。 通过固定效应回归我们发现，总体上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增加中国东部地区居民消费 的正向效益，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促进东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通过机制分析， 我们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中间机制提升居民消费 需求。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异的影响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 水平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对城镇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农村居民。

在对共同富裕本质特征和数字普惠金融核心价值讨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理论逻辑，并进一步通过构建我国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利用2011-2019年30个省份（不含西藏）的面板数据，测算了我国各省份共同富裕实现指数。利用这一数据结合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影响机制和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实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包容性增长则是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环节。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实现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强于中西部地区，同时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于共同富裕实现的影响最为重要，其次为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以上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更换模型、更换被解释变量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因此，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守正创新发展有助于通过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进而实现共同富裕。

普惠金融已经成为全球和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理念。在传统金融机构加大普惠金融实践的同时，依赖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和云计算等创新技术的互联网金融进一步拓展了普惠金融的触达能力和服务范围。为了科学、准确地刻画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我们利用中国代表性互联网金融机构-蚂蚁金服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微观数据，编制了一套 2011-2015 年省级、城市和县域三个层级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指数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是实现低成本、广覆盖和可持续的普惠金融的重要模式，数字普惠金融为经济落后地区实现普惠金融赶超经济发达地区提供了可能。

小额贷款公司是中国普惠金融实践的重要载体，普惠是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属性。根据普惠金融的特点，从金融服务的广度、深度、效度和稳定性四个维度选取九个指标构建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用 2010-2018 年中国省级小额贷款公司数据进行计算与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水平偏低，存在地区不平衡的特点，表现为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但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高于东部和 中部地区。

数字金融迅速发展如何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物质资本理论探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影响及内在机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本文发现数字金融发展降低了孩子的学习成绩。 通过分析数字金融对孩子成绩的影响机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父母的就业，增加了父母工作时间， 引起家庭“社会资本”降低，使得父母陪伴和监督孩子的时间减少， 导致孩子的学习成绩下降。祖父母的陪伴、 参加课外辅导班及住校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父母对孩子陪伴时间的减少，缓解数字金融发展对孩子学习成绩的负向影响。 数字金融虽能提升家庭的“物质资本”，但并没有通过显著增加对孩子的教育投资而提升孩子成绩。 本文结论对家长和政策制定者具有一定的启示。

本文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实施对中国东、中及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首先有利于收窄城乡之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且具有地区间的非均衡效应；其次有利于收窄城乡之间的工资性收入差距、财产性收入差距和转移性收入差距，但对于城乡经营净收入差距的影响甚微；再次通过收窄城乡之间的工资性收入差距、财产性收入差距和转移性收入差距，使得城乡总收入差距减少，且工资性收入差距的中介作用力最大。文章最后以收窄我国各地区内城乡收入结构各分项的差距为目标，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提升居民幸福感已成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而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为提升民生福祉提供新思路与新路径。因此本文通过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幸福感的理论机制，将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 CFPS 公开数据相结合，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进行分析，以此深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以及三个细分维度的发展均能显著提升居民幸福感。通过分样本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教育落后及经济落后地区居民的幸福感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这体现出了数字金融普惠性的特征，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新思路，为制定提升居民幸福感的经济政策提供决策依据。